自從蔡英文團隊上臺執政以來，臺灣島內各派政治力量一直就在揣摩：海峽對岸的決策層會出哪些招數，回應蔡當局在兩岸關系上的原則性聲明和新的做法。等到那個令全球頗為驚訝的“川蔡通話”曝光之後，臺灣內部的官方和民間、臺灣之外的觀察分析界就在扳著指頭數：現有的還仍然和“中華民國在臺灣”（丁按：這個名稱對本文討論的要點最為切合，只能這麽加括號使用）維持著正式外交關系的國家，會在多長時間內被北京一個個地“摘除”，直到臺灣被摘成一個“光桿司令”，只剩下一個外交部，卻沒有外交邦國剩下來。人人皆知，目前臺灣還剩下了21個外交邦國，其中20個很難被人們記得起來。
碰巧得很，也就是在這個雞年春節期間，美國政府正式解密了到期的93萬份中央情報局（CIA）系統的檔案，覆蓋的時期從1940年代至1990年代。剛剛被媒體和學者仔細閱讀過的部分只是一點點，其中和臺灣問題相關的就占很大比重。雖然尚未發現驚天動地的“絕密情報”，卻令我們能夠把很多從前只是憑推測或傳聞做的分析和結論，落到旁證和實證資料的基石上，增添了對眼下正在展開的一波波臺海沖突新篇章解析的歷史厚實感。
第一次容許臺灣借用“中華民國”：從1949年起
剛解密的海量CIA檔案為本文的討論標了一個起點，因為它們詳細記載了1949-1951年中共最高層對依靠蘇聯海空軍的全力協助、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所作的人事和軍事安排，以及毛澤東團隊精心策劃的解放臺灣方案，如何被朝鮮戰爭中斷。
從那時到如今的70余年裏，“中華民國”這個稱號對於臺灣社會而言，是一件借來的大禮服，盡管不太合身——因為臺灣原本只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小省份，卻發揮了多種象征的和實用的功能。在政治領域，“象征的”並不一定是虛假的或無足輕重的，它往往為“實用的”作了必不可少的鋪墊。
允許小小的臺灣借用“中華民國”這套大禮服，迄今一共有兩次，但出借方並非是同一家。第一次的出借方，自然是原本在中國大陸執政的國民黨。撤退到臺灣去的國民黨，1949年冬季之前雖然處於生死一線牽的關頭，卻盡量把能夠支撐中華民國這個政治象征的所有東西，都一一搬到臺灣來。披掛著“中華民國”大禮服的臺灣社會，既為此付出了沈重的代價（其中以“二二八事件”這樣的政治代價最為知名，還包括經濟的和社會的代價），也由此獲得了巨量的實惠，至今仍然沒辦法整理出一份朝野均能夠認可的完整賬單。
不過有一點卻是符合比較研究反復論證的事實：若無那件大禮服，緊接著其後的所有那些大事，幾乎都不會發生。首先是沒有1949年撤到臺灣去的120萬大陸人士，包括60萬鐵桿“國軍”，他們死了心要用生命來保衛寶島。臺灣僅靠自己，也是得不到美國那麽長期和巨額的對中華民國撥出的經濟和軍事的援助。缺少了這些，原本只有600萬人口的臺灣，絕對抵擋不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必然發起的攻擊。早早“被解放”了的臺灣（多半會在1950年代末中蘇關系破裂之前發生，因為中共必須借助於蘇聯的大力軍事協作才能橫渡臺灣海峽），其經濟和社會被翻盤改造的徹底程度，也不會小於福建和浙江。1950年代後不久的臺灣經濟起飛、順利快速邁入中高等收入的富裕水平，都不會發生。
第二次容許臺灣借用：從1990年代尾期開始
等到當年拍板讓臺灣借用中華民國名號的老一代中國國民黨領導人相繼逝去——他們是最正宗的中華民族主義分子或大中國主義者——那些早就對此不願承受的臺灣人士覺得，這件很不合身的舊大禮服應該脫下來扔掉了。從政治象征層面對這樣的換外套倡議作出細膩解釋的，以此最為激情：
“名字的存在甚至代替了存在自身。沒有名字，也就沒有存在，也無所謂指認（identification）。‘無名’因此是人類最大的恐懼。民族主義的另一個重要意義就是要給集體的存在一個名字，給部落偶像一個指認。……【臺灣】有越來越多的人因為共同生活與存在，開始同意並主張對自己應該賦予一種新的詮釋、發展出特別的稱謂、特別的標識，以有別於以往那種虛幻的存在。這種新的集體生活表征，既然是不能用以往‘中國人’與‘中華民國’的歷史來充分表達的，那麽哪一些是這個新的共同經驗的要素呢？”答案就是以臺灣為唯一標記的新國號。（張茂桂：《族群關系與國家認同》，臺北：業強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265頁）。
然而，令絕大多數人沒有意料到的是，到了這關頭，卻橫道殺出來一位攔路虎，大聲警告這些臺灣人士：絕對不許可扔掉“中華民國”這件有象征意義和實際利用價值的大禮服。筆者這裏說的當然不是指身在臺灣的國民黨人及其支持民眾，他們竭力維護“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理性和感性動機並不出我們所料。這裏的“中華民國”大禮服的意外維護者，是中共對臺工作的黨政、軍隊、情報、外交、宣傳、公安體系，一個異常龐大和強力的系統。可以說，從李登輝和陳水扁任期交接點的1990年代尾期，直至馬英九任期結束的2016年，中共對臺工作系統成了允許臺灣借用“中華民國”大禮服的中流砥柱。若無這位新的出借方運用諸般有形無形大力，僅僅靠著人在島內的那部分中國國民黨鐵桿成員，是很難在將近20年的漫長跨度裏讓臺灣社會繼續披掛這件外套的。島內要換外套的人越來越多，理由越來越層出不窮。
在有些觀察家分析家眼裏，中共不遵行簡單的政治邏輯允許臺灣借用這件越來越不合身的大禮服，實在是一廂情願，指望臺灣各界不要走上一條不歸路。然而，臺灣社會從這位新的出借方手裏接過這件大禮服，實惠也得了不少，諸如經貿利益、優待臺灣居民到大陸就業就學、外交邦國不被摘除等等。不過，中共作為新的出借方，近年來越看越盤算，越是感到得不償失：臺灣借用這件大禮服，能拿到的實惠盡量拿，能不作出的讓步盡量不作。這種不滿並非從蔡英文執政才開始，在馬英九執政的後半期就已經日積月累。蔡團隊的上臺，是把出借方的不滿從量變轉為質變。於是摘除“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外交邦國就啟動了操作，22個減為21個（彭博社:“友邦拒利誘，臺灣有隱患”，2017年1月28日）。中共對臺工作系統的決策層顯然已經跨過了一個新門檻，不讓臺灣老是借用那件大禮服又不付出高額租金。借用到期！
能做到“赤條條來去無牽掛”？
有些臺灣政界學界人士及其外國支持者一直辯解，那些邦交國除了一個以外，既非大國也非富國，多數是不斷伸手的要錢國。有它們沒它們並不影響臺灣的實際利益，因為臺灣的生存安全和經貿發展空間基本上不依賴它們。筆者很難被這種“赤條條理論”說服：倘若所有的外交邦國都被摘除了，“中華民國在臺灣”不就只剩下臺灣自己、此一國號不就被消名了嗎？而臺灣又不能成為一個僅以自己為名義的國際法體系的成員，那以後的路怎麽走呢？且不論上臺下臺的政客們，還有2300萬的普通民眾咋辦？
筆者從1980年代尾期開始到臺灣做實地調研，最初聽到的極富特色、但並不屬於臺獨立場的人辯解的絕妙比喻，是為什麽臺灣和中國大陸既不能合成一體、又不能完全分割，末了的結語是：“兩邊的關系是身體主幹和LP的關系”（LP是luan-pao睪丸的委婉詞）。講解者經常會用長達一百多年的東亞區域政經互動態勢來論證這兩邊的關系：斷然分開也有害，強制連接也有害；最合乎自然的，是保持有距離的合而不一（參閱“沈君山教授談九二共識：分而不獨”，臺灣聯合報系報道，2004年11月7日）。當年給我們這些年輕學生講解的臺灣學界政界人士，多數已經退場乃至作古，他們講的這個聽起來粗俗卻頗具啟迪意義的道理，不時返回到筆者的耳邊。未來不久的幾年到十幾年的時段裏，我們有很多機會來檢驗這個比喻是不是真靠譜。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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