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籌備組”更名為“中華民國大陸流亡政府籌委會”

中華民國106年7月27日   公元2017年7月27日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籌備組經過商議並研究決定，自即日起“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籌備組”更名為“中華民國大陸流亡政府籌委會”，這樣更準確區別位於臺灣的中華民國臺北政府。中華民國大陸地區已經淪陷，所以中國大陸人民有必要組建“中華民國大陸流亡政府”，代表中華民國大陸淪陷地區人民，與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合作，才能實現“民主人權中華，民國復統一”的中華民族千年偉大事業！

中華民國大陸流亡政府的首要使命是實現中國大陸民主化，香港和澳門特區民主化，中國大陸地區恢復1949年前的中華民國國號和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大陸地區、香港和澳門特區實現民主化後，與中華民國臺灣自由地區經過談判和協商，實現國家和平統一，國號為“中華民國”；兩岸四地統一後的中華民國定都於辛亥革命武昌首義的革命聖地：武昌。

中華民國究竟有多少任總統？

2016-08-16  

中華民國初年間，群雄蜂起，魚龍混雜，各色人物紛紛亮相。中國政壇你方唱罷我登場，更疊頻繁，讓人目不暇接。就拿國家最高領導人一職來說，從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到1928年北伐勝利，中華民國大總統一職由國民政府主席一職取代。這段期間竟然有十多位擔任過。其中既有發動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的同盟會領袖孫文，也有前朝重臣、北洋軍閥代表人物袁世凱，以及其他派系的軍閥，也有社會賢達、無黨派人士。

一. 臨時大總統

1． 首任臨時大總統 孫中山（1912，1-1912,4）

由1911年12月29日召開的17省代表臨時大總統選舉會上選出，1912年1月1日在南京總統府(清朝兩江總督署)舉行就職典禮並正式宣告中華民國的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規定，仿照美國政府制，不設總理。

2． 次任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1912,3-1913,10）

1912年1月22日，孫文發表聲明表示，倘若清朝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能宣布贊成共和體制，自己將辭去臨時大總統職位，並且推舉袁世凱擔任臨時大總統。1月25日，袁世凱及各北洋將領通電支持共和。隨後溥儀遜位，清朝正式終結，孫文宣布辭去臨時大總統職。1912年2月，南京臨時參議院選出袁世凱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並於1912年3月在北京宣誓就職。

二．大總統

中華民國大總統共三任，五位，其中黎元洪兩度由副總統接任大總統。

第一任

1．袁世凱（1913,10-1916,3）其中，1915年12月12日稱帝，改國號為中華帝國，年號洪憲。在全國一片聲討中，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復稱大總統。

2．黎元洪 （1916，6-1917，7）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猝逝後，黎元洪繼任。同時，《中華民國約法》被廢止，恢復責任內閣制，大總統一職成為不負實際行政責任的國家元首，此制度一直延續到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時為止。1917年7月1日張勛發動政變，宣布清朝復辟，7月12日此政權遭段祺瑞的“討逆軍”推翻。

3．馮國璋（1917,6-1918,10） 1917年7月黎元洪與段祺瑞府院之爭，引發張勛復辟，黎元洪辭職，副總統馮國璋進京任代理總統。

第二任

1．徐世昌（1918,10-1922,6）

徐世昌獲段祺瑞控制的安福國會支持，選舉成為第二任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大總統。

1922年直奉大戰後，徐世昌被直系軍閥曹錕逼宮下臺，1922,6,2-1922,6,11國務總理兼教育總長周自齊代理了10天的大總統職務。

2．黎元洪（1922,6,11-1923,6,13）

徐世昌被驅逐後，黎元洪再次由副總統接徐的第二任任期為總統。直至次年6月被曹錕驅逐。

1923,6,17-1923,10,10國務院內務總長兼代國務總理高淩霨，攝行大總統職。高淩霨是直系軍閥曹錕的同鄉和嫡系。此人抗戰期間淪為漢奸，曾任天津市長，河北省長等偽職。

第三任

曹錕（1923,10,10-1924,11,2）

曹錕是直系軍閥的首領，1923年6月，曹錕將黎元洪逐走天津。10月5日重金收買議員，靠賄選而被選舉為第三任（第五位）中華民國大總統。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

隨後，馮玉祥倒戈發動北京政變，曹錕被趕下臺並被軟禁於中南海。直至1926年4月9日，馮玉祥再次發動兵變包圍了臨時執政府，段祺瑞逃走，鹿鐘麟釋放了被軟禁的曹錕，1927年曹錕寓居天津。

值得一提的是盧溝橋事變後，他拒絕日本所請出面組織新政府，保持了民族氣節。

曹錕下臺後，由國務總理黃郛攝行大總統職權：

黃郛（1924,11,2—1924,11,24） 參與馮玉祥政變的國務院教育總長兼代國務總理黃郛攝行大總統職權。

段祺瑞（1924,11,24—1926,4,20） 參與馮玉祥政變的皖系軍閥段祺瑞臨時執政，代總理攝行大總統職權。直至1926年4月20日馮玉祥又發動驅段兵變，將曹錕釋放。5月1日曹錕通電下野，自此以後大總統改為虛位，由國務總理攝行。

段祺瑞下臺後，有多達5位國務總理或代總理短暫攝行大總統職權。

胡惟德（1926,4,20-1926,5,13） 國務院外交總長兼代國務總理胡惟德，攝行臨時執政職權。胡為中國近代著名外交家，曾多次擔任駐外使節，參與並見證許多重大外交事件。

顏惠慶（1926,5,13-1926,6,23） 顏惠慶內閣宣布復職，並依法由國務總理攝行大總統職權。顏曾留學美國，亦為早期中國外交家，解放後曾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

杜錫珪（1926,6,23-1926,10,1） 在奉系的壓力下顏惠慶內閣倒臺，杜錫珪以海軍總長代理國務總理，成立臨時內閣，攝行大總統職權。

顧維鈞（1926,10,1-1927,6,17）外交總長兼代國務總理顧維鈞攝行大總統職權。顧維鈞正式組閣任國務總理，攝行大總統職權。

顧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最著名的活動是在巴黎和會上據理力爭，提出收回山東權利。並且拒絕在侵害國家主權的和約上簽字。1945年6月26日顧維鈞代表中國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中國正式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

胡惟德（1927,6,16-1927,6,18）國務院內務總長兼代國務總理胡惟德攝行大總統職權。

張作霖（1927,6,18-1928,6,3）直至奉系軍閥張作霖於1927年6月16日被擁為陸海軍大元帥。6月18日在中南海懷仁堂就任大元帥，在此期間行使大總統職權。

三．非常大總統

孫中山（1921,5,5-1923，3,2）

袁世凱倒臺後，大總統職被北洋軍閥把持，為了與北洋政府抗衡，1921年4月，在廣州，中國南方政權非常國會開會取消軍政府，組織正式中華民國政府，選孫文為非常大總統。但軍政權掌握在陳炯明手中。

北伐勝利後，北洋政府退出歷史舞臺，南京國民政府成為代表中國的合法的中央政府。中華民國大總統一職被國民政府主席取代。

直至1948年4月國民政府行憲國大之時起，“中華民國總統”一職被再度使用。

馬英九：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

2017年3月3日 美國之音 方冰 章真

紐約 — 前中華民國總統國民黨籍的馬英九在紐約訪問時為其任內的大陸政策、經濟政策辯護，認為維持現狀是臺灣的最佳生存之道，與大陸保持較密切的經貿關系是確保臺灣經濟繁榮的自然選擇。對於美國政界有呼聲要求川普政府闡明美國的一中政策與北京的一中原則之不同，馬英九表示，其實世界各國在與臺灣打交道時，對臺灣主權的認同一直是有彈性的。

前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星期四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說，世界上願意跟臺灣打交道的國家認同臺灣有自己的主權。其實這就是美國的一中政策，即，臺灣並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

馬英九表示，中華民國1912年就已經獨立。臺灣的法統源於中華民國憲法，一個中國是包括中國大陸和臺灣在內的中華民國。

馬英九說：“實際上全世界跟中國大陸建交的國家中早就已經采取這樣的態度了，換句話說，他們的一中原則除了承認中共代表中國之外，他們對臺灣的主權采取的態度是比較有保留的，也是有彈性的，其實這已經是幾十年的具體的事實了，如果有機會去看看這些發展的話，結論應該是很清楚的。”

與大陸保持密切經貿關系是自然選擇

一天前，馬英九為其任內的大陸政策辯護，認為臺灣經濟能保持強勁，按實際購買力計算的國民人均GDP能達到近48000美元，高於很多發達國家，就是因為臺灣保持了同世界最大市場的中國大陸較密切的經貿關系。他說，其實這是一種自然選擇。

馬英九說： “你必須了解，中國大陸周邊有23個國家或經濟體，其中17個把中國大陸當作他們最大的貿易夥伴。”

他認為，只要臺灣不走分離道路，維持自治現狀，把統一當作一個可能的選項，大陸就沒理由武力犯臺。馬英九說：

維持現狀大陸就無理由武力犯臺

“我想這是臺灣的最佳生存之道。大陸不可能因為我們不能解決或管理好所有分歧而來攻打臺灣。實際上我們確實有很多分歧，我確實盡了最大努力來實現兩岸和平。”

星期三在紐約亞洲協會舉行的馬英九與紐約大學法學教授孔傑榮的對談座無虛席，顯示了他對中國大陸和臺灣留學生仍魅力不減。

希望有機會到臺灣留學的來自中國大陸的紐約大學法學院學生白海倫說：“他非常儒雅，講話非常有力量，真的讓你覺得有一種和平的感覺，所以非常喜歡他。”

來自臺灣的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公共事務學院學生唐興瑜說：“馬英九先生解釋的一些東西解釋得很好，他講的一些東西都是很中立的，也沒有說特別往那一邊傾。他的想法和理想是很有邏輯的，能被所有人接受，這次見到他，之前也見過他啦，不過再次見到他真的是很開心。”

但並非年輕人都喜歡馬英九。來與會的民進黨支持者紐約廣告公司的分析師汪采羿，就不認同馬英九“臺灣只有兩個選項：維持現狀或與大陸統一”的說法。她說：

民進黨支持者：臺灣屬於臺灣人民

“我認為臺灣有兩個以上的選項。他的這兩個選項不適合我，不適合我的很多朋友和很多臺灣的美國朋友。我肯定，也不適合臺灣人民。我認為臺灣屬於臺灣人民。馬英九說了很多關於中華民國憲法的話，但是，如果人民需要就可以制定新的憲法。

臺灣的“中華民國”大禮服還會穿多久？

丁學良：從1990年代尾期直至2016年，中共對臺工作系統意外地成了允許臺灣借用“中華民國”大禮服的中流砥柱。

2017年2月16日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丁學良 為FT中文網撰稿

自從蔡英文團隊上臺執政以來，臺灣島內各派政治力量一直就在揣摩：海峽對岸的決策層會出哪些招數，回應蔡當局在兩岸關系上的原則性聲明和新的做法。等到那個令全球頗為驚訝的“川蔡通話”曝光之後，臺灣內部的官方和民間、臺灣之外的觀察分析界就在扳著指頭數：現有的還仍然和“中華民國在臺灣”（丁按：這個名稱對本文討論的要點最為切合，只能這麽加括號使用）維持著正式外交關系的國家，會在多長時間內被北京一個個地“摘除”，直到臺灣被摘成一個“光桿司令”，只剩下一個外交部，卻沒有外交邦國剩下來。人人皆知，目前臺灣還剩下了21個外交邦國，其中20個很難被人們記得起來。

碰巧得很，也就是在這個雞年春節期間，美國政府正式解密了到期的93萬份中央情報局（CIA）系統的檔案，覆蓋的時期從1940年代至1990年代。剛剛被媒體和學者仔細閱讀過的部分只是一點點，其中和臺灣問題相關的就占很大比重。雖然尚未發現驚天動地的“絕密情報”，卻令我們能夠把很多從前只是憑推測或傳聞做的分析和結論，落到旁證和實證資料的基石上，增添了對眼下正在展開的一波波臺海沖突新篇章解析的歷史厚實感。

第一次容許臺灣借用“中華民國”：從1949年起

剛解密的海量CIA檔案為本文的討論標了一個起點，因為它們詳細記載了1949-1951年中共最高層對依靠蘇聯海空軍的全力協助、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所作的人事和軍事安排，以及毛澤東團隊精心策劃的解放臺灣方案，如何被朝鮮戰爭中斷。

從那時到如今的70余年裏，“中華民國”這個稱號對於臺灣社會而言，是一件借來的大禮服，盡管不太合身——因為臺灣原本只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小省份，卻發揮了多種象征的和實用的功能。在政治領域，“象征的”並不一定是虛假的或無足輕重的，它往往為“實用的”作了必不可少的鋪墊。

允許小小的臺灣借用“中華民國”這套大禮服，迄今一共有兩次，但出借方並非是同一家。第一次的出借方，自然是原本在中國大陸執政的國民黨。撤退到臺灣去的國民黨，1949年冬季之前雖然處於生死一線牽的關頭，卻盡量把能夠支撐中華民國這個政治象征的所有東西，都一一搬到臺灣來。披掛著“中華民國”大禮服的臺灣社會，既為此付出了沈重的代價（其中以“二二八事件”這樣的政治代價最為知名，還包括經濟的和社會的代價），也由此獲得了巨量的實惠，至今仍然沒辦法整理出一份朝野均能夠認可的完整賬單。

不過有一點卻是符合比較研究反復論證的事實：若無那件大禮服，緊接著其後的所有那些大事，幾乎都不會發生。首先是沒有1949年撤到臺灣去的120萬大陸人士，包括60萬鐵桿“國軍”，他們死了心要用生命來保衛寶島。臺灣僅靠自己，也是得不到美國那麽長期和巨額的對中華民國撥出的經濟和軍事的援助。缺少了這些，原本只有600萬人口的臺灣，絕對抵擋不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必然發起的攻擊。早早“被解放”了的臺灣（多半會在1950年代末中蘇關系破裂之前發生，因為中共必須借助於蘇聯的大力軍事協作才能橫渡臺灣海峽），其經濟和社會被翻盤改造的徹底程度，也不會小於福建和浙江。1950年代後不久的臺灣經濟起飛、順利快速邁入中高等收入的富裕水平，都不會發生。

第二次容許臺灣借用：從1990年代尾期開始

等到當年拍板讓臺灣借用中華民國名號的老一代中國國民黨領導人相繼逝去——他們是最正宗的中華民族主義分子或大中國主義者——那些早就對此不願承受的臺灣人士覺得，這件很不合身的舊大禮服應該脫下來扔掉了。從政治象征層面對這樣的換外套倡議作出細膩解釋的，以此最為激情：

“名字的存在甚至代替了存在自身。沒有名字，也就沒有存在，也無所謂指認（identification）。‘無名’因此是人類最大的恐懼。民族主義的另一個重要意義就是要給集體的存在一個名字，給部落偶像一個指認。……【臺灣】有越來越多的人因為共同生活與存在，開始同意並主張對自己應該賦予一種新的詮釋、發展出特別的稱謂、特別的標識，以有別於以往那種虛幻的存在。這種新的集體生活表征，既然是不能用以往‘中國人’與‘中華民國’的歷史來充分表達的，那麽哪一些是這個新的共同經驗的要素呢？”答案就是以臺灣為唯一標記的新國號。（張茂桂：《族群關系與國家認同》，臺北：業強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265頁）。

然而，令絕大多數人沒有意料到的是，到了這關頭，卻橫道殺出來一位攔路虎，大聲警告這些臺灣人士：絕對不許可扔掉“中華民國”這件有象征意義和實際利用價值的大禮服。筆者這裏說的當然不是指身在臺灣的國民黨人及其支持民眾，他們竭力維護“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理性和感性動機並不出我們所料。這裏的“中華民國”大禮服的意外維護者，是中共對臺工作的黨政、軍隊、情報、外交、宣傳、公安體系，一個異常龐大和強力的系統。可以說，從李登輝和陳水扁任期交接點的1990年代尾期，直至馬英九任期結束的2016年，中共對臺工作系統成了允許臺灣借用“中華民國”大禮服的中流砥柱。若無這位新的出借方運用諸般有形無形大力，僅僅靠著人在島內的那部分中國國民黨鐵桿成員，是很難在將近20年的漫長跨度裏讓臺灣社會繼續披掛這件外套的。島內要換外套的人越來越多，理由越來越層出不窮。

在有些觀察家分析家眼裏，中共不遵行簡單的政治邏輯允許臺灣借用這件越來越不合身的大禮服，實在是一廂情願，指望臺灣各界不要走上一條不歸路。然而，臺灣社會從這位新的出借方手裏接過這件大禮服，實惠也得了不少，諸如經貿利益、優待臺灣居民到大陸就業就學、外交邦國不被摘除等等。不過，中共作為新的出借方，近年來越看越盤算，越是感到得不償失：臺灣借用這件大禮服，能拿到的實惠盡量拿，能不作出的讓步盡量不作。這種不滿並非從蔡英文執政才開始，在馬英九執政的後半期就已經日積月累。蔡團隊的上臺，是把出借方的不滿從量變轉為質變。於是摘除“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外交邦國就啟動了操作，22個減為21個（彭博社:“友邦拒利誘，臺灣有隱患”，2017年1月28日）。中共對臺工作系統的決策層顯然已經跨過了一個新門檻，不讓臺灣老是借用那件大禮服又不付出高額租金。借用到期！

能做到“赤條條來去無牽掛”？

有些臺灣政界學界人士及其外國支持者一直辯解，那些邦交國除了一個以外，既非大國也非富國，多數是不斷伸手的要錢國。有它們沒它們並不影響臺灣的實際利益，因為臺灣的生存安全和經貿發展空間基本上不依賴它們。筆者很難被這種“赤條條理論”說服：倘若所有的外交邦國都被摘除了，“中華民國在臺灣”不就只剩下臺灣自己、此一國號不就被消名了嗎？而臺灣又不能成為一個僅以自己為名義的國際法體系的成員，那以後的路怎麽走呢？且不論上臺下臺的政客們，還有2300萬的普通民眾咋辦？

筆者從1980年代尾期開始到臺灣做實地調研，最初聽到的極富特色、但並不屬於臺獨立場的人辯解的絕妙比喻，是為什麽臺灣和中國大陸既不能合成一體、又不能完全分割，末了的結語是：“兩邊的關系是身體主幹和LP的關系”（LP是luan-pao睪丸的委婉詞）。講解者經常會用長達一百多年的東亞區域政經互動態勢來論證這兩邊的關系：斷然分開也有害，強制連接也有害；最合乎自然的，是保持有距離的合而不一（參閱“沈君山教授談九二共識：分而不獨”，臺灣聯合報系報道，2004年11月7日）。當年給我們這些年輕學生講解的臺灣學界政界人士，多數已經退場乃至作古，他們講的這個聽起來粗俗卻頗具啟迪意義的道理，不時返回到筆者的耳邊。未來不久的幾年到十幾年的時段裏，我們有很多機會來檢驗這個比喻是不是真靠譜。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國民黨主席洪秀柱：蔡英文政府「去中華民國化」

2017年02月26日   林思慧、周思宇／綜合報導

中正紀念堂（姚志平攝）

國民黨主席洪秀柱

文化部出手將中正紀念堂（見圖，姚志平攝）「去蔣化」，國民黨主席洪秀柱昨表示，蔡英文政府此舉是「去中華民國化」，將引起社會更多對立，是不智之舉。

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說，中正紀念堂是重要觀光景點與文化資產，主要在行銷觀光與民主進步、經濟起飛過程，蔡政府「意識形態」作祟，此舉非常不妥。他表示，扁執政後期，他剛就任台北市長，當時扁因要轉移施政無能焦點，動中正紀念堂腦筋，他立刻啟動文化資產相關法令，阻止意識形態惡意作為。

「民進黨還要消費幾次紀念堂？」郝龍斌說，蔡總統才執政9個月，就搬出同一招救危，中正紀念堂是台灣幾十年發展歷史的一部分，是台北市民重要記憶與休憩場合，文化部該做的，是保存台灣每時期歷史和文化，沒權力用意識形態刻意抹殺歷史。

他說，如當年沒有故總統蔣中正率國軍保衛台灣，沒有823炮戰守護台灣，請問今天台灣飄揚的是哪國的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還是五星旗？台灣還能有今天的民主、自由和開放？說不定也不會存在民進黨。民進黨對現在問題無力解決，對未來方向茫然無知，只好不斷操弄過去、扭曲歷史，可悲！

國民黨中央委員連勝文說，這個國家有更重要事情要做，包括降低失業率、解決低薪、兩岸關係與年金改革等，執政黨此舉就是轉移執政窘狀與失敗的焦點。

此外，綠委黃偉哲認為，銅像是否移除可開放社會討論，但不見得全盤否定老蔣在台經濟及國防安全貢獻；他說，去除威權遺址不見得有時間表，但蔣的是非功過、歷史定位重評，都是轉型正義一環，台灣終究會面對，但非立即、馬上拆除銅像、撤除園區。

(中國時報)

日發表中國安保報告 寫「中華民國」遭中國抗議

2017年03月29日 黃菁菁

《產經新聞》29日報導，日本防衛省的智庫「防衛研究所」於2月發表副標題為「不斷變化的中台關係」的《中國安全保障報告2017》，因中國政府認為該報告的內容，有將台灣視為國家的記載，而曾事前透過外交管道，要求日本防衛研究所停止發表，但日本不予理會。

《中國安全保障報告2017》是從中國與台灣的關係來分析中國軍事動向的報告。日本政府相關人士透露，該報告因顧及歷史的經過和前後的文脈，而有將台灣記載為中華民國的部分，引起主張台灣為其一部分的中國之強烈反彈，中方認為此表述乃日本追認了台灣所主張的「國名」。

相關人士指出，中方在報告預定發表的2月24日之前，便透過外交管道要求停止發表。中方主張，此舉與日本外務大臣岸田文雄2月17日在德國舉行的中日外長會談上所說的不同，岸田當時表示，《日中共同聲明》中承認中國為唯一合法政府，日本的立場也一直不變。

中方雖然強烈抗議，但日本政府表示，「該報告並非政府的官方見解」，故最後仍如期發表。

(中時)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籌備組穆文斌與中華聯邦共和國籌委會曾節明會談

中華民國106年4月18日  公元2017年4月18日

穆文斌

曾節明

【中華民國新聞社（華新社）】4月16日，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籌備組發言人兼中華民國復興機構理事長穆文斌，與中華聯邦共和國籌委會曾節明先生在紐約雪城友好會談，雙方交換了各自對時局的意見，交流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和中華聯邦共和國政府籌備情況。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上海、浙江、廣東、湖南、西藏辦事處籌備組成立

中華民國106年4月18日  公元2017年4月18日

【中華民國新聞社（華新社）】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籌備組發言人、中華民國復興機構理事長穆文斌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根據目前形勢發展，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籌備組推出以來，影響很大，在中華民國大陸地區得到響應，在各地招募辦事處誌願者；目前，中華民國流亡政府上海辦事處籌備組、浙江省辦事處籌備、湖南省辦事處籌備組、廣東省辦事處籌備組、西藏辦事處籌備組等地誌願者陸續到位，籌備組成立；各地辦事處相當於影子政府，監督各地政府部門，開展不同的活動。

太平洋戰爭75周年 中華民國不可忽視的作用

2016年12月08日  許劍虹／台北報導

開羅會議

人們都知道決定中華民國成為戰後四強的開羅會議，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蔣中正被邀請參加開羅會議的真正原因？（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徐宗懋先生提供）

在一般人的認知裡面，日本偷襲珍珠港給孤軍面對日軍侵略長達四年的中華民國一個勝利的契機。這個論點本身沒有錯誤，因為日本固然沒有辦法拿下整個中國，但是以當時中華民國的整體國力來看，國軍也沒有能力將日軍趕出中國大陸。假如連單純收復東北三省，甚至於將日軍從關內逐出的能力都沒有，中華民國又有什麼能力橫越大洋，進攻日本本土呢？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本擁有全世界第三，亞洲第一的海軍實力。光是航空母艦，聯合艦隊就有將近29艘的數量，這是就連今天的中華民國海軍都不可能擁有的強大戰鬥力。所以若無美國的參戰，中華民國不可能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這已經是舉世公認的事實。那麼，世界四強地位的取得與台澎的回歸是否只是列強國家仁慈的施捨呢？答案其實是否定的。

進攻騰衝的國軍

在1944年的滇西戰役中，收復騰衝的國軍將士。沒有人能忽視國軍在抗戰中扮演的作用，但是中國並沒有在軍事上打敗日軍卻也是事實。（美國國家檔案館）

中華民國的軍事貢獻？

美國總統羅斯福因為家族與中國有一段特殊的歷史淵源，所以他始終對中華民國的抗日戰爭持同情態度。然而光是同情，並不足以讓強調現實主義的美國人力挺20世紀初仍是「東亞病夫」的中國成為世界四大警察。我們必須要瞭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勇抗敵的國家不是只有中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希臘與菲律賓都有偉大的反抗運動存在，但是這些國家沒有成為四強。

所以，羅斯福總統願意冒著被史達林與邱吉爾嘲笑的風險力挺蔣中正出席開羅會議，並讓中華民國取得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地位的原因，還是在於國民政府確實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立下了重大貢獻。那麼中國的貢獻到底是什麼呢？從軍事上的角度來看，國軍確實是牽制了100萬的日軍，為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的重整爭取到了寶貴的時間。

只是在戰場上，卻很少有出現國軍徹底殲滅日軍一個師團的情況發生過。而且這類型的重大戰果，往往要有中央軍嫡系部隊的參與才能取得。比如說1938年10月的萬家嶺大捷，就是因為有俞濟時將軍指揮的74軍參與而取得的重大勝利。在這場戰鬥中，國軍幾乎殲滅了日軍101師團與106師團，但是本身的傷亡卻是15,000人，而日本人的死傷卻只有12,624人。

接下來，類似這種全殲日軍師團的情況，要等到美援物資進入中國戰場以後才發生。一是在1943年底到1945年初的緬北戰役中，全副美式裝備的中國駐印軍徹底殲滅了日軍的18師團。另外一場則是1944年夏季到1945年冬季的滇西大反攻，由半美式裝備的中國遠征軍消滅了佔領怒江西岸的日軍第56師團。這是整整八年抗戰下來，國軍所能取得的最輝煌戰果。

然而即便是在美國陸軍航空軍全面提供的空中支援下，中國遠征軍在反攻怒江西岸的過程中死亡的人數仍遠高於第56師團。只有完全接受美援裝備的中國駐印軍，在緬北戰場上贏得壓倒性的勝利。這些史詩般的戰鬥，確實是中華民國在戰後贏得世界四強地位的本錢之一，但是卻絕對不是主因。畢竟雲南與緬甸反攻的戰鬥規模，是遠遠無法與馬尼拉、硫磺島與沖繩島的戰鬥相提並論的。

更重要的是，還有不少學者對中國牽制100萬日軍兵力的論點提出質疑，認為當時的日本也沒有足夠的船隻將這些士兵通通運到太平洋戰場，因此國軍的努力無關緊要。此一觀點確實偏頗，但一個人人公認的事實是，中國在盟軍擊敗日本的過程中，發揮的最大作用不在軍事。就連前國防計畫局編譯室主任鈕先鍾老師，也不認為國軍是打敗日本的主要力量。

百團大戰

1940年8月，參與百團大戰的8路軍129師以擄獲而來的迫擊砲攻擊日軍交通線。中共是代表中華民國在經濟與心理上消耗日軍的主要力量，但卻也沒有能力擊敗日本。（新華社）

中華民國的經濟貢獻？

如果不是軍事，那麼中華民國的最大貢獻是什麼呢？難道是經濟？鈕先鍾老師曾經指出，日本在中國戰場上一天花費的資源就可以用於打日俄戰爭三年。山口大學名譽教授纐纈厚，也認為日本戰敗最主要的原因是投資了太多經費在中國戰場上。纐纈厚表示，從1941年到1945年之間，日本在中國戰線投入的軍費總計為415億4100萬日元，占該期間軍事費用支出的57%。

而以英美為主的南方戰線合計為184億2600萬日元，僅占該期間軍事費用支出的25%。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為了避免戰線拉太大，大幅減少了對國軍部隊的正面進攻，因此這麼多的軍費主要還是用於維持中國佔領區的治安。尤其是蘊藏大量煤礦，更被日軍視為了與英美作戰的戰略大後方。所以在此區域活動，以中共8路軍為主的敵後游擊隊就成為了令日本人最頭痛的對象。

為了剿滅8路軍以及其他系統的抗日游擊隊，日軍將大量資源投入於開展「治安強化運動」。為了爭取中國人的民心，還必須要想辦法補助汪精衛政權轄下的華北政務委員會，提高此一附庸親日政權的軍事、政治、經濟與社會力量。日本人投下的鉅額成本，確實成功撲滅，甚至於收編了許多國民黨系統的武裝團隊，但是8路軍的抵抗卻沒有一天停止。

論消滅日軍的數量，中共確實無法與國軍相提並論，但是經濟上與心理上帶給日本人的打擊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畢竟日本人在佔領區所能控制的地區只有以大型或者中型城市為主的點，還有以鐵路線為主的縣，但是卻沒辦法掌握以鄉村為主的面。在兵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8路軍擅長於分散攻擊落單的日軍巡邏隊伍，給他們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

根據美國戰略情報局的文件分析，中共在華北戰場上給日軍帶來的心理壓力遠高於在滇緬戰場上，有著空中與砲兵支援，駕駛著美製M3A3與M4A4戰車的中國駐印軍。畢竟在正規軍與正規軍的較量中，生死只是一瞬間的事情，但是在與游擊隊的交戰中，比的卻是哪一方有更多的毅力與耐心。顯然，對於遠赴海外作戰，且不知道自己何時會死的日本兵而言，這是個非常難熬的心理壓力。

然而，世界上沒有一場戰爭是可以單靠經濟的消耗與游擊戰來取勝的。無論8路軍與新4軍令日軍陷入多大的精神泥沼之中，如果沒有美國龐大的軍事與經濟力量介入的話，中華民國與日本帝國最多就是維持永久僵持對立的局面。時間久了以後，汪精衛政權與滿洲國也會慢慢為國際社會所承認並贏得合法地位。最終，可能還會形成南京與重慶的「東中國」與「西中國」永久分離的態勢。

東北三省與內蒙古可能都將永遠脫離中國版圖，延安的中共也可能在蘇聯鼓勵下又另立一國。不論怎麼樣，中國也都不會在美國沒有參戰的情況下成為戰勝國，更何況收復依據《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的台灣與澎湖。所以軍事與經濟的貢獻，都只是羅斯福認可中華民國的部份原因，而不是主要原因。假如研究抗戰史的學者，不把眼界拉高到政治上的格局，就永遠看不到中國的貢獻究竟在哪？

石原莞爾

做為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元兇，石原莞爾原本並沒有把中國當成敵人的想法。（網路照片）

中華民國最大的貢獻來自於政治

中華民國在擊敗日本的過程中，唯一一個不可取代的作用是政治上的作用。而人類歷史上的任何一場戰爭，最終的勝負都是靠政治，而不是純軍事與經濟力量決定的。那麼，中華民國又在政治上扮演了什麼令羅斯福、邱吉爾還有史達林都必須要刮目相看的貢獻呢？這個貢獻，就是成功避免了日本人把太平洋戰爭扭轉成黃種人抵抗白人帝國主義的種族主義戰爭。

在討論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必須要把昔日對抗日戰爭的傳統認知通通拋棄掉。過去的宣傳過度強調日本的目的是要消滅中國，讓中國人在世界上完全的亡國滅種。然而實際上，日本人就算真的有這個想法，恐怕也沒有辦法實現。假若看過「九一八事變」策劃人石原莞爾的《最終戰爭論》，就可明白日本不僅沒有想要消滅中國，甚至也不把中國當敵人來看。

沒有錯，石原莞爾認為東北三省應該由中華民國的掌控中獨立，變成一個由日本控制下的滿洲國。然而，這個滿洲國的目的並不是日本人用來消滅與瓦解中國的跳板，而是日軍用來抵禦蘇聯共產主義在遠東擴散的防線。在石原莞爾的認知中，日本在奪下東北三省與熱河的控制權後，就必須要信守「不擴大主義」的原則，停止繼續向關內侵略。

與此相反的是，對於在與中共交戰中的中華民國，日本還應該要積極拉攏。最終的目的，應該是要建立一個涵蓋日本、中華民國與滿洲國的「東亞聯盟」以全面對抗蘇聯。可能到這裡為止，大家認為日本侵略中國的目的只是要對付蘇聯而已。不過石原莞爾的野心可能還要更大，因為他認為日本最終的目標，是要做為東方王道文化的代表，與做為西方霸道文化的代表美國一決雌雄。

換言之，在日本人征服世界的藍圖中，中國不僅不是敵人，而且還是共同對抗蘇聯與英美列強的天然盟友。尤其是在經歷了華盛頓海軍會議與九國會議的兩次羞辱後，曾經信奉「脫亞入歐」思想的日本人認為自己黃種人的身份無法獲得西方國家的認可，更是致力於拉攏中國與泰國等東亞少數主權獨立國家抵禦白種人的勢力。

只是在崇尚力量的日本人眼中，這個「東亞聯盟」的領袖必須是日本。光是這樣的認知，已經讓中國人無法接受，更何況此一「東亞聯盟」的代價還是要讓東北三省永久脫離中華民國。蔣中正深知，日本帝國如同當時的納粹德國一樣是根深蒂固的法西斯國家，不可能平等對待中國，因此對於所謂「東亞聯盟」的誘惑從來沒有上當過。

極力避免中日全面開戰的同時，蔣中正透過與德國強化國防關係，與英美強化經濟合作關係，並且與蘇聯和解的方式整軍備戰，激怒了受到石原莞爾影響下的日本少壯派軍人。他們認為中國寧願與壓迫自己200年的西方國家合作，也不願意與跟自己同文同種的日本攜手，是一個大家庭裡面弟弟不聽話，甚至於忤逆哥哥的行為。

面臨中國人越來越激烈的反抗，這些少壯派軍人終究揚棄了石原莞爾的「不擴大主義」，對中華民國發起了不宣而戰的全面侵略。只是即便如此，日本仍不認為自己與中華民國是相互交戰的「敵國」。在佔領區內，他們陸續成立了華北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與華中的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而且還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近衛聲明》。

等後來發現這些前北洋政府的官員不得民心後，日本又拉攏國民黨元老汪精衛在南京成立新的國民政府來與重慶的國民政府分庭抗禮。在日本的認知中，所謂的「支那事變」只是日軍協助南京國民政府的一場「平亂戰爭」而已。剛開始針對的，是有蘇聯與英美支持的重慶政權，後來則是以在華北與華中引發暴亂的8路軍與新4軍。

而在日本國內，質疑「支那事變」的聲音卻也不曾消失過。有些人譴責日軍對中國人的手段實在是太殘暴，也有人認為日本應該以更緩和理智的方式拉攏中國，兩個東亞兄弟之邦不可以如此貿然開戰。只是對中日戰爭的質疑，並不代表對太平洋戰爭的質疑。當美日開戰之後，大多數原本反對侵略中國的日本人也改變立場支持起政府，因為他們相信這是一場解放黃種民族的「大東亞聖戰」。

蔣中正

破解日本大東亞共榮圈宣傳的，是自始至終領導對日抗戰的蔣中正，除此之外別無他人。(中時報系檔案照片)

瓦解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宣傳

理所當然的，這些日本人認為一旦當戰爭性質由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轉變為日本與歐美列強之間的戰爭，那麼包括蔣中正在內的中國人就會回心轉意，站在同是亞洲人與黃種人的立場與日軍並肩作戰。石原莞爾也建議，到了此刻日本應該真誠的向中國道歉，把軍隊從關內全部撤出換取國民政府的原諒，以建立一個共同對抗美英的中日聯盟。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前六個月，日軍在東南亞進展順利，勢如破竹，也真的一度被泰國人、緬甸人、馬來亞人、印尼人與印度人視為打破帝國主義枷鎖的解放者看待。日本人此刻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本來就來自於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先生去世前主張的「大亞洲主義」，要講對當時的中國人毫無影響，其實也是騙人的。

尤其是目睹到日軍如秋風掃落葉般的拿下那麼多英國、荷蘭與美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許多早先跟著國民政府一起抗戰的地方實力派也開始有所動搖。第2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瞞著國民政府加緊與日本的談判接觸，命令晉綏軍與日軍共同對付在華北戰場上的8路軍。包括新編第4師師長吳化文、新編第5軍軍長孫殿英與第24集團軍司令龐炳勳，也都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相繼投靠了汪精衛。

做為一個擁有悠久歷史，又是世界第一大的東方國家，中國對東南亞與南亞民族在政治、文化與經濟上擁有著巨大影響力。而且自19世紀以來，清朝領導下的中國也遭到西方列強的侵略與瓜分，成為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半殖民地國家。假若在1942年到1943年，也就是同盟國還處於被動防禦狀態的這段時間，蔣中正選擇倒戈到軸心國陣營，在亞太地區的英美勢力將遭遇到毀滅性的打擊。

《沒有慈悲的戰爭：太平洋戰爭的種族和強權》（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一書的作者道爾（John Dower）就指出，日本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就試圖將這場戰爭塑造成一場亞洲人蜂起抵抗西方帝國主義的聖戰。而在沒有中國人參與的幾場太平洋島嶼爭奪戰中，黃種人與白種人相互廝殺的現象尤其是明顯殘酷。

戰爭初期的日本人確實是得到了泰國人、緬甸人、馬來亞人、印尼人與印度人的信任，但是這場戰爭如果沒有做為遠東第一大國中國的充分參與，就無法成為一場在意義上真正有黃種人全面參與的聖戰。而且即便是這些相信了日本人的東南亞獨立運動領袖，也都知道日軍在中國犯下許多令人髮指的暴行，更明白滿洲國與汪精衛政權都是沒有自主性的魁儡政權。

假若沒有做為抗日領袖的蔣中正親自參與背書，這些東南亞民族主義者對日本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誠意也就不免產生懷疑。光是重慶的蔣中正在此刻宣佈停止抗日，並且在美日戰爭中維持中立，就可能起到讓泰國人、緬甸人、馬來亞人、印尼人與印度人更願意為日本人賣命的政治作用。不過，這也還只是中華民國保持中立而已。

如果蔣中正選擇與汪精衛合流，並且一同對美英宣戰的話，這恐怕意味著西方勢力全面退出亞洲的開始。或許有人認為，日本沒有足夠的船隻運送大量日軍到澳洲作戰，但是在中國與日本配合的前提下，這樣的後勤問題是根本沒有考慮的必要。因為整個亞洲將到處都能找到日本的合作者與同情者，主動對盟軍發起比韓戰還有越戰大十幾倍的游擊戰。

更不要說，中國廣大的人力與物資也可能為日軍所充分利用。二戰時中國有四億人口，印度則有三億人口，一旦這兩股力量都自願為了「大東亞聖戰」去流血拼命，那絕對是一個美國人與英國人所永遠難以想像的災難。畢竟英國人統治印度，主要依靠的也是由當地人組成的英印軍（Indian Army）。而由日本人扶持的印度國民軍（Indian National Army），對英印軍是一直有政治影響力的。

然而，蔣中正沒有上日本人的當，而是決定堅決的與反法西斯陣營站在一起。即便日本從來沒有對中國宣戰，國民政府還是在1941年12月9日跟著美英一起對日宣戰，成為了同盟國的一員。這個正確的外交舉動，讓中華民國得到在戰後成為世界四強的基礎。羅斯福總統願意在滇緬公路丟失後，開啟駝峰航線為國府輸血的原因，也是為了要確保中國繼續留在戰爭之中（Keep China in the War）。

即便孤軍奮戰四年，而且因為各種客觀與主觀的因素，中華民國得到的美援物資數量難以與英國、蘇聯相提並論，但是蔣中正卻信守了對盟國的承諾。蔣中正曾經在1942年2月訪問印度，與甘地還有尼赫魯等獨立運動領袖會面，以表達對他們的鼓勵與支持。不過同時，蔣中正也告誡他們日本是比英國還要更兇殘的征服者，因此不該把印度獨立的希望寄託在日軍身上。

而在當時已經與日本結盟的泰國，也一直都存在著反對法西斯主義的「自由泰運動」（Free Thai Movement）存在。蔣中正透過戴笠將軍領導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與「自由泰運動」建立聯繫，並擔任起這些泰國人與美國溝通的橋樑。他很成功的以替泰國爭取免於接受戰敗國處份當方式，換取泰軍不過度熱衷於投入日軍的「大東亞聖戰」之中。

不論是在越南、菲律賓、馬來亞還是新加坡，也都有由軍統局、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指揮，或者當地華僑自發成立的地下情報組織或者抗日游擊隊存在。儘管他們並沒有在盟軍反攻的過程中扮演主要作用，但是只要還有國民政府的存在，華僑們自然就還會堅定的與抗日陣營站在一起。至少對想要重返殖民地的英軍與美軍而言，堅決抗日的華僑扮演的絕對是助力而非阻力的角色。

塞班島上的B-29轟炸機

美軍攻下馬里亞納群島後，開始以塞班島與狄寧島為基地空襲日本，中國戰場地位大幅降低。（美國空軍）

中華民國戰略地位的下降

隨著同盟國在歐洲與太平洋戰場上轉敗為勝，尤其是1944年美軍攻陷馬里亞納群島，並且由當地派遣B-29轟炸機空襲日本本州以後，中華民國在同盟國領袖眼中的戰略地位便大幅下降。畢竟到了這個時候，所有人都知道中國已經不再是反攻日本本土的主要基地。而國軍在1944年面對日軍「一號作戰」攻勢時的表現，也確實讓曾經對中國寄予厚望的羅斯福不得不做出其他選項。

於是，就有羅斯福總統在1945年2月的雅爾達會議上出賣東歐與中國，換取蘇聯紅軍出兵東北的悲劇發生。所幸在1943年11月，也就是羅斯福對國民政府失望以前，蔣中正已經在開羅會議上成功爭取到中華民國戰後做為世界四強的地位，乃至於台灣與澎湖的回歸。中國孤軍奮戰四年，乃至於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初期為同盟國做出的巨大犧牲，最終還是得到了該有的補償。

所以雖然在抗戰勝利之際，仍屬於內戰與分裂狀態的中華民國並非現實意義上的強國，但是仍舊是美國、英國與蘇聯所認可的四強之一。即便中華民國在1949年被共產黨逐出了中國大陸，台灣也能在美國的支持下維持聯合國與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直到1971年為止。最重要的是，中華民國意外奪回了一個讓自己能夠在內戰失敗後，繼續維持生存與發展的復興基地。

至於抗戰期間功勞有限的中國共產黨，也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透過繼承中華民國國際地位的方式，慢慢發展為今日亞洲與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國家之一。儘管還有台灣與澎湖尚未納入自己的控制範圍之內，但是中華民國英勇抵禦侵略者所贏來的成就，如今確實都已經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接手。所以沒有中華民國的對日抗戰，就沒有今天所謂的「中國崛起」。

可惜的是，無論是來自海峽兩岸還是歐美與日本的學者，甚至於立場親近中華民國的陶涵（Jay Taylor）與米特（Rana Mitter）在撰寫歷史時，都很少由蔣中正如何扭轉日本將太平洋戰爭轉化為種族主義戰爭的角度下手，使得中華民國對建立戰後秩序的貢獻，直到現在都還鮮為人知。唯有從政治出發，中華民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扮演的作用才能更廣為人知。

(中時電子報)

緬懷泰王 泰北前國軍後裔追憶蒲美蓬

2016年10月14日  中時電子報  許劍虹／臺北報導

1963年6月5日，泰國王蒲美訪問中華民國臺灣，並由蔣中正總統在機場親自迎接。(姚琢奇攝)

在位長達70年的泰國國王蒲美蓬於昨日去世，但是懷念與愛戴他的卻不是只有泰國人民，同時也還包括許多在東南亞反共的中華民國「滇緬邊區遊擊隊」成員與他們的後人。

他們之所以感念泰國國王，是因為蒲美蓬收留了沒有在前兩次撤退行動中隨孤軍主力部隊退到臺灣的「雲南反共誌願軍」第3軍與第5軍將士。看重滇緬孤軍的反共經驗，蒲美蓬下令將第3軍與第5軍編為「移民泰國誌願軍」，由段希文與李文煥將軍共同領導，壓制在搞武裝暴動的泰共遊擊隊。

「移民泰國誌願軍」的弟兄們果然不負蒲美蓬的期待，以傷亡慘重的犧牲做為代價平定了泰共，同時也阻絕了越南與寮國的紅色勢力趁亂侵略泰國的陰謀。深受感動的蒲美蓬為了嘉獎「移民泰國誌願軍」的辛勞，賦予了這些前中華民國軍人還有他們眷屬泰國公民的身份。雖然無法完全融入泰國社會，但是這些逃避共產黨統治的華夏子孫總算還是在海外找到了泰北這個棲身之處。

所以，「移民泰國誌願軍」與他們的後人無一不感念泰王蒲美蓬的收留之恩。自幼在泰國長大，後返臺加入憲兵的撒光漢先生在得知國王去世後非常傷心。在接受《中時電子報》專訪時，撒光漢表示由於泰國政情十分複雜，所以對於蒲美蓬去世後的局勢發展他不願多做評論。只是想到老國王，他內心卻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那就是「感恩」。

撒光漢在他的文章《去看皇帝》中，回憶了一些蒲美蓬出巡時自己與泰國國王接觸的故事。提到對國王的印象，撒光漢在文中反映出了大多數泰國民眾與「滇緬邊區遊擊隊」後人的心聲：「那個時候，泰國的皇帝蒲美蓬才40歲左右，他勤政愛民，深得民心，他經常到各地去瞭解民間疾苦，這裡建水庫，那裡設發電廠等等，到處都有他的足跡。」

最讓他感到訝異的，是許多難民村的中國人也違反傳統中華文化的禁忌走出村子迎接國王。這種隨著時代演進而出現的華人心理變化，也在撒光漢的文章中被表現出來：「聽到皇帝要來，很多難民村的華人，也會三五成群趕來看皇帝，如果是在古代的中國，皇帝出巡，老百姓是要迴避的！如今，可以堂堂正正的去看皇帝，當然很有意義。」

不過，最讓撒光漢印象深刻的，還是蒲美蓬展現出來的前所未有親民作風。撒光漢表示：「他所到的場所，並沒有特別的警戒，也沒有特別的管制，也不管你是什麼身分，也沒有人會過問你有沒有泰國籍？是不是泰國人？有沒有泰國身分證？從這方面看來看，泰國皇室及政府都有很大的包容心，自然而然，在泰國土地上的百姓，不論是國民或是寄居在泰北的華人難胞、少數民族，大家都很能認同：蒲美蓬是大家的皇帝。」

王炳章：重建中華民國

一、“走俄國的路﹐這就是結論”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及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掀起了一股“非共”﹑“復舊”熱。列寧格勒改回彼得格勒﹐很多以列寧﹑斯大林﹑高爾基和捷爾任斯基等蘇共元老命名的地名﹑街命﹐都像彼得格勒一樣﹐紛紛改回原來的名稱。那些共產革命元老的塑像﹐也被推倒﹐橫七豎八地堆在一起﹐任人們踐踏。

　　最具“復舊”意義的是﹐俄羅斯國家的名稱和旗幟﹐恢復到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民主政府時期的樣式。也就是說﹐經過了七十多年的共產革命﹐俄國回到了共產革命前的原點。其實﹐這是正常的﹐回到原點﹐就是回到民主政體﹐名為“復舊”而實為“履新”。因為﹐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統治﹐建立了一個新俄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不幸的是﹐俄國這第一個民主共和政體﹐很快就被蘇共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殘酷的蘇共極權統治。既然本來就是民主共和體制﹐推翻了共產黨統治﹐回復原有的新俄國就對了：即簡單﹑又明確。

　　我們中國將來也會有這麼一天：共產黨垮臺了﹐“非共”熱將把毛澤東等中共元老的塑像全部推倒﹐而政體也將恢復到孫中山創建的新中國──中華民國的民主共和體制。“走俄國的路﹐這就是結論。”當年﹐中國共產黨人用這句口號發動了中國的共產革命。但是﹐共產黨人不可能預見到﹐“俄國的路”﹐最終是個U子型的路──回到原點的路。現在﹐我們中國的民主人士們﹐在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上﹐反而可以套用這句話：“走俄國的路﹐這就是結論”。即：推翻中共政權之後﹐中國應當像俄國一樣“復舊──履新”，即：恢復中華民國的民主共和體制。

　　談到“復舊”而實為“履新”﹐法蘭西共和國的歷史也是一例。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國爆發大革命﹐革命人民攻占巴士底獄﹐創建了法蘭西共和國﹐制定了第一共和國憲法。隨後﹐民主共和與專制復辟進行了八十多年的較量。其間﹐有拿破侖﹑路易．菲利浦和路易．波拿巴的三次專制復辟﹐三次復辟又三次被民主革命打翻。直到一八七五年﹐法國人民推翻了最後一個復辟王朝之後﹐經過激烈辯論﹐決定回到原點──承認“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憲法”﹐繼承法蘭西共和國的大統。從此﹐法國走上了長治久安的道路。

　　世界歷史表明﹐很多國家民主制度的最終確立﹐都經歷過專制復辟與民主革命長期而反復的較量。中國也不例外。孫中山創建了民主共和的新中國──中華民國﹐隨後﹐歷經袁世凱復辟帝制、張勛復辟滿清和北洋軍閥“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直至中共披著“共產革命”的外衣﹐在中國大陸實現了專制制度的全面復辟和超級復辟。然而﹐我們堅信﹐民主的潮流終不可擋。中國人民在推翻中共專制之後﹐孫中山所創造的民主共和體制﹐一定會得到重建。

二、什麼是“重建中華民國”？

　　什麼叫重建？就是“重新建立”﹐意思是﹐原來有﹐後來被破壞了﹐現在再重新建立起來。重建中華民國的邏輯是非常明確的：

　　 第一﹐原來我們中華民族有一個共和民主政權──中華民國政府,有一部民主憲法──中華民國憲法﹔

　　第二﹐在中共叛亂集團的武裝割據下﹐中華民國政府退居臺灣﹐在臺灣堅守中華民國的法統﹔

　　第三﹐近年來﹐臺灣政權逐步放棄了中華民國的實質﹐拋棄了孫中山和三民主義﹐將中華民國“臺獨化”，一句話﹐臺灣政權在背叛中華民國﹔

　　第四﹐推翻中共﹐何為取代？重建我們原有的民主政權──中華民國﹐就是最好的取代。而這個取代的性質，就是以“民主統一中國”。這是既簡單﹑又方便的途徑。

三、中華民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提到中華民國﹐我們中國人應當感到驕傲。因為﹐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國父孫中山博士和一大批志士仁人﹐在批駁了改良派之後﹐發動了數次起義﹐終於在一九一一年﹐以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的專制統治。

　　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結束了中國數千年皇權統治的歷史。她是亞洲第一個“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共和國。一九一二年三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草就。這是亞洲第一部民主性質的憲章。應當說﹐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的建立﹐是迄今為止﹐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劃時代事件。中國歷史上﹐無數次民眾起義﹐曾經推翻過數十個專制王朝﹐但是﹐建立起來的﹐仍然是另外一個皇權專制。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的建立﹐結束了皇權專制﹐使中國步上了共和國的道路。

　　儘管孫中山先生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堅持的時間不長﹐但其民選制﹑最高權力的分散與制衡等原則﹐都標誌著它的民主政權的性質﹐在亞洲開啟了民主的先河。

　　一九三五年﹐即使在內憂外患的形勢下﹐中華民國政府亦曾召集民主先賢﹐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基礎上﹐制定了《中華民國臨時憲法》。抗日戰爭勝利後﹐中華民國政府立即著手落實民主憲政。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國民政府舉行了由各省市﹑各黨派參加的《制憲國民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由國家社會黨領導人張君勱主持起草的《中華民國憲法》。這部憲法﹐明文規定“五權分立”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黨派平等合法”等民主原則﹐被憲法學者公認為是一部民主的憲法。中共人士周恩來﹑董必武﹑秦邦憲等﹐曾參與該憲法的起草。對美國自由民主制度倍為推崇的著名學者胡適先生﹐稱這部《中華民國憲法》是“比美國憲法還民主的憲法”。然而﹐中共為了發動內戰﹐不僅抵制這次制憲大會﹐而且不承認這部民主憲法。

　　即使在中共破壞憲政﹑全面發動內戰的威脅下﹐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民意代表仍然在南京舉行了《行憲國民代表大會》﹐並舉行了自由的總統和副總統選舉。蔣介石的政敵李宗仁﹐雖公開與蔣介石作對﹐卻當選為副總統。中共歷來批判蔣介石﹑國民黨獨裁。請問：在中共的歷次大小會議上﹐有沒有一次像一九四七年國民大會那樣的自由選舉？

　　我們應當作出結論：孫中山所締造的中華民國﹐是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憲法》﹐是民主共和憲法。中共用武力奪取政權，建立極權統治﹐就像蘇共推倒俄國二月革命後的民主政府並奪取了政權一樣﹐是一次專制復辟。

四、中華民國在臺灣性質的蛻變──大陸民運的見証

　　中華民國退守臺灣之後﹐直到蔣經國時代﹐始終堅持著中華民國的法統。堅守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如果在蔣經國先生之後﹐能真正繼承蔣經國的遺志﹐一直堅持孫中山博士的理念﹐一直恪守中華民國的憲法﹐一直以“反共復國”為己任﹐那麼﹐我們根本沒有必要開展“重建中華民國”的運動。中華民國好好地屹立在那裡﹐哪有“重建”之理？而且﹐如果今天的中華民國﹐仍然是兩蔣時代的中華民國﹐我們中國的問題會容易解決得多﹐或許﹐中共專制早就被推翻了。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有著親身的體會和感受。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國力和技術﹐加上大陸人民反對中共專制的決心﹑策略和力量﹐完全可能推倒中共的專制政權﹐而且﹐歷史也曾經提供了這樣的機會。不幸的是﹐蔣經國之後﹐李登輝執政。中華民國的性質開始被李登輝等臺獨﹑獨臺人士扭曲﹐直到變質。

　　我一九八二年在美國創辦《中國之春》，發動大陸海外民運﹐由於我的特殊經歷和地位﹐至今一直與臺灣的朝野﹑各黨派保持著諸多聯繫。二十年來﹐我歷經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三個時代﹐親身體會了中華民國在臺灣的蛻變過程。可以說﹐我是中華民國在臺灣蛻變的歷史見証人之一。而我的見証﹐又有其獨特的角度──因為我能夠從中華民國與大陸民運關系的演化﹐來見証中華民國在臺灣性質的蛻變。

　　其一﹐蔣經國時代，中華民國行使歷史使命──與大陸民運“一家人”式的配合運作至今﹐每當我回憶起大陸民運與蔣經國時代中華民國國府之間的合作﹐回想起蔣經國先生對大陸民運的支持﹐心情仍然激動不已。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我在紐約曼哈頓的希爾頓酒店舉行記者會﹐宣布創辦《中國之春》﹐發動大陸民運﹐組建大陸民主力量﹐矢志徹底變革專制制度。一九八三初﹐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蔣經國先生就派代表來紐約秘密見我﹐表示願意與大陸民運誠心合作﹐推翻中共專制﹐民主統一中國。記得蔣經國總統的代表說﹐合作的條件祇有一個﹐就是絕對的保密。那時﹐連國府行政院長和國防部長都不知道國府與大陸民運間的合作關係。蔣經國總統直接領導著一個工作組﹐與我們配合運作。宋楚瑜先生曾經擔任過這個工作組的組長﹐直接向蔣經國總統負責。鑒於當時的特殊政治環境﹐我對蔣經國總統和國府的代表提出了真誠合作的“四項原則”：（一）獨立的原則。《中國之春》﹑大陸民運在政治上完全獨立。（二）平等的原則。大陸民運與國民黨和國府之間﹐在互相尊重﹑平等的原則下合作。（三）保密的原則。這點﹐蔣經國總統的代表已經強調。（四）批評的原則。即：我們對國民黨該批評的地方﹐將照批不誤。這些原則﹐蔣經國先生都答應了。特別是批評國民黨一項﹐蔣經國總統回話說：“國民黨是有很多毛病嘛﹐應當批評。”

　　蔣經國總統派來的國府代表特別表示：經國總統希望共同努力﹐在我們這一代能夠推翻中共專制﹐在大陸實現民主制度﹐完成中國的統一。中國在我們這新的一代﹐不能再分裂﹑內鬥下去了。

　　在我主持《中國之春》和中國民聯期間﹐大陸民運與中華民國國府之間的關係﹐真的可用“一家人”來形容。因為﹐雙方本來就是一家人。這種“一家人”式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包括“戰略與策略的制定”﹑“信息的交流”和“財力支援”等。例如﹐國府從大陸內部獲得的資料顯示﹐有一名中共國安部的人員滲透到了《中國之春》編輯部﹐他們就立即將此信息通知了我們。《中國之春》編輯部核實後﹐便策略地採取了相應措施。再如﹐倘若大陸民運某一個項目需要財力支援﹐祇要打個招呼﹐沒幾天﹐指定帳號上就會收到“華僑人士”從歐洲﹑東南亞或南美洲匯來的資金。

　　很多老民運都有這樣的體會：在我主導大陸民運期間﹐是大陸民運表現最佳的時期﹐是獲得大陸留學生和海外華僑支持面最大的時期。其實﹐我應當這麼說：在大陸民運與中華民國國府精誠合作的時期﹐是大陸民運表現最佳的時期。沒要蔣經國先生的支持﹐沒要中華民國國府的全面配合﹐《中國之春》和中國民聯不可能有那樣的表現﹐不可能取得那樣的成績。

　　國民黨﹑中華民國國府與大陸民運如此的密切合作﹐大陸民運是否失去了它的獨立性呢？答案非常清楚：沒有。《中國之春》﹑中國民聯始終堅持了政治獨立的原則。如果大家翻閱一下我主持工作期間的《中國之春》雜誌﹐就會發現﹐那時﹐我們對國民黨某些不當政策的批評是相當尖銳的。我們大陸民運始終支持臺灣民運人士為爭取臺灣民主所進行的努力。在民進黨突破臺灣黨禁﹑宣佈成立的當天﹐我們非常振奮﹐立即舉行了會議﹐決定支持。我們立即給民進黨發了賀信。我們認為﹐臺灣的民主發展﹐對大陸可起示範作用﹐有助於大陸的民主化。

　　儘管大陸民運始終堅持了政治獨立的原則﹐為什麼蔣經國時代的中華民國國府與大陸民運關係還能如此的融洽呢？道理十分清楚：蔣經國先生是一個有遠見﹑有容量的政治家。蔣經國時代的中華民國﹐蔣經國時代的國民黨﹐堅持著國父孫中山博士的理念﹐以在全中國實現“三民主義”為己任﹐堅持“反共復國”的國策﹐將大陸人民視為自己的同胞。正因為如此﹐雙方都以民族大義為重﹐以大局為重﹐以“推翻中共﹑重建民國”為目標﹐求同存異﹐進行了“一家人”式的合作。

　　其二﹐李登輝時代中華民國的臺灣化，及其對大陸民運的“情報路線”

　　李登輝接掌國民黨和中華民國之後﹐國民黨當局對大陸民運的政策逐步轉向﹐以至後來完全違背了蔣經國先生制訂的路線。說白了﹐李登輝時代的路線是“情報路線”。即：用有限的金錢進行收買﹐將大陸民運變成“情報收集隊”和“情報匯集站”，將大陸民運人士變成“情報分析員”。後來﹐國府便不再與大陸民運合作，以進行旨在推翻中共政權的活動了。

　　我一九九六年﹑一九九八年曾兩次訪問臺灣。訪問期間﹐我向國民黨有關當局力陳支持大陸內部民主派的重要性﹐力陳中國大陸近年來矛盾的激化﹐指出大陸民運與中華民國國府合作以共同推翻中共的可能性﹐力勸國府當局繼承蔣經國先生的遺志﹐恢復與大陸民運的真誠合作。我對他們說：臺灣安全的最大保障﹐不是花大錢買飛機﹑軍艦﹐不是花大錢做金錢外交﹐而是爭取大陸老百姓的民心﹐是與大陸民運結合﹐儘快地結束中共專制統治。我建議臺灣當局﹐根據目前大陸局勢的發展﹐應當建立與大陸內部民主力量的真誠合作﹐目標應當非常明確──推翻中共的專政。為此﹐國府有必要資助一大批大陸內部的職業革命家。臺灣朝野的反應﹐則是用各種藉口否決我的建議。而在蔣經國時代﹐臺灣國府曾主動建議資助大陸內部的職業民運人士。然而﹐在八十年代﹐限於當時大陸的形勢﹐僅有少數民運人士具有投入“職業民運”的條件。現在﹐形勢發生了根本轉變。下崗工人﹑下崗幹部﹑退伍軍人﹐無業農民和不滿的知識分子﹐到處都是。一九九八年﹐我秘密遷入大陸﹐曾走訪了城市和農村。我發現﹐在大陸組建一支旨在推翻中共政權的職業革命力量的時機﹐已經成熟。

　　對於我的建議﹐臺灣朝野一片否決之聲。最“離譜”的是這樣的說法：“我們不能用臺灣納稅人的錢﹐來支援你們推翻‘貴國’政府。”針對這種說詞﹐我嚴肅而氣憤地指出：我們大陸民運向中華民國國府﹑向臺灣朝野尋求的﹐不是臺灣人民的納稅錢﹐而是本來就屬於大陸人民的錢。國府當局撤退到臺灣時﹐帶走了幾十噸黃金﹐而這些黃金﹐很多是國府用金圓券從大陸老百姓那裡買來的。這些黃金的利息﹐就夠我們大陸民運推翻中共了。我來臺灣要的﹐是這個錢。因此﹐我們大陸人民﹑大陸民運來臺灣要錢﹐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我的這番話﹐被臺灣當局掐頭去尾﹑斷章取義﹐在電視上反復播放“我們來臺灣要錢﹐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報導什麼“王炳章說﹐臺灣的錢﹐都是大陸人民的”﹐以引起臺灣民眾對大陸民運的不滿。臺灣報紙用大幅版面發起對我的批判。從此﹐李登輝當局﹐竟在民主的臺灣，把我列入了“禁止入境的黑名單”。

　　我訪問臺灣時﹐關於國府支援大陸民運的經費問題﹐有一次“認真”的談話。那是臺灣情治機構派來的。那位官員指出：現在﹐臺灣與蔣經國時代不一樣了。希望大陸民運能夠正視這個現實。臺灣國府現在給大陸民運的經費﹐祇能以搞情報的理由來支出﹐作為一種情報交換。他說：“聽說您王博士在大陸有不少關係﹐您可以動員他們搞中共文件嘛。絕密的價最高﹐機密的其次﹐秘密的最低。中央一級的價錢較高﹐省市地方的較低。什麼文件什麼價﹐我們臺灣祇能以此來‘幫助’你們大陸民運人士。”聽此一言﹐我氣得發抖。我不客氣地說：“我們有骨氣﹑有理想的大陸民運和大陸知識分子﹐是不可能充當特務的。對不起﹐這種交易﹐我不能做。我們大陸民運也有專門的人員收集有關信息﹐用於制定戰略和策略的參考。如果你們有必要﹐我們可以在對等的基礎上﹐進行信息交流﹐如此而已。”在臺灣當局“情報路線”的金錢利誘下﹐我不止一次地對臺灣有關人員表示：“我們寧可餐風宿露﹐也不會出賣靈魂。”

　　為什麼在李登輝時代﹐中華民國國府與大陸民運之間的關係發生了質的變化呢？當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李登輝時代的國民黨和政府﹐放棄了孫中山先生的理念﹐放棄了中華民國“反共復國”﹑民主統一中國的國策﹐放棄了中華民國國府對大陸同胞的責任﹐實行了“獨臺”政策。李登輝提出的“兩國論”﹐就是這一政策的集中表現。

　　所謂“兩國”﹐李登輝一派的解釋﹐就是“海峽兩岸﹐一邊一國”。李登輝的兩國論﹐使中華民國國府長期固守的“反共復國﹐反獨求統”的國策﹐轉變成了“與共和存﹑分離求獨”的國策。一位大陸人士說：“李登輝的兩國論﹐是企圖把中國當成一塊大餅﹐分為兩塊﹐由中共吃大塊﹐由臺獨人士吃小塊。”的確﹐李登輝等人﹐曾在很多場合表示“希望大陸江江澤民政權穩定”。

　　正是在整個國策轉變的大形勢下﹐李登輝的“中華民國國府”與大陸民運之間的關係﹐與蔣經國時代相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在李登輝對大陸民運決以“情報路線”而進行利用的政策指導下﹐在大陸，有因一時認不清李登輝真相而被騙下海，因為臺灣收集情報、結果遭遇中共迫害的大陸反共人士﹔在海外，也有因抵制“情報路線”而受到臺灣排擠打擊的海外民運人士。至於受臺灣當局指使和利誘﹐而在海外民運圈內拉一派﹑打一派者，於今亦已經為海外有識之士所共知。歷史的記錄是﹐在李登輝時代﹐大陸民運因臺灣因素的不當介入而受到了相當的破壞。我想﹐很多人對此都有親身的體會。歷史的紀錄是﹐在李登輝時代﹐大陸人民本有很多嚴重打擊中共政權﹑直至摧毀中共專制政權的機會﹐但都在李登輝“希望與中共政權和平相處”的政策下錯過了。關於這兩方面的秘辛﹐我相信﹐將來﹐在適當時機﹐有關人士會予以披露。

　　其三﹐陳水扁時代，正在臺獨化的中華民國對大陸民運推行“收買路線”。

　　如果說﹐在李登輝時代﹐其臺獨路線還“猶抱琵琶半遮面”的話﹐到了陳水扁執政後﹐其臺獨路線已經表面化。所以我們說﹐中華民國在李登輝時代“臺灣化”了﹔在陳水扁時代則“臺獨化”了。“中華民國”成了臺灣地方政權的一個代名詞。就像一些臺獨人士宣稱的：臺灣沒有必要宣佈獨立﹐沒有必要再宣佈成立“臺灣共和國”﹐因為﹐臺灣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就叫“中華民國”。

　　在李登輝時代﹐由於國民黨內還有相當一批孫文主義的追隨者﹐他們對國民黨的蛻變和李登輝的獨臺路線還有一定的制約作用。因此﹐在一批有識之士的努力平衡下﹐李登輝時代的國府﹐還是在紙面上通過了“國家統一綱領”﹐成立了“國家統一委員會”﹐起碼在口頭上﹐還是要追求國家的民主統一的。

　　如果說﹐李登輝時代已經將“中華民國臺灣化”了的話﹐陳水扁時代﹐則完成了“中華民國臺獨化”。陳水扁將“中華民國”向“臺獨化”推進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在實質上廢除了具有重要象徵意義的“國家統一委員會”。在兩岸關係的處理上﹐陳水扁當局也較李登輝時代走得更遠﹐他試圖完全切斷臺灣與大陸之間的政治血脈。最近﹐“世界臺灣人大會”年會在臺灣舉行。這次﹐“世臺會”的主要訴求之一﹐就是更改“國名”──將已經空殼化﹑臺灣化的“中華民國”﹐改稱為“臺灣共和國”。其實﹐“世臺會”的主張倒是乾脆些﹐倒是有“講真話”的勇氣。陳水扁先生出席“世臺會”捧場﹐說明其內心是認同該會訴求的。

　　的確﹐在陳水扁“中華民國臺獨化”政策的導引下﹐“中華民國”已經成了變相的“臺灣共和國”﹐祇是出於策略的需要﹐沒有公開宣佈獨立﹑沒有公開變更國號罷了。

　　在陳水扁“中華民國臺獨化”的國策下﹐臺灣當局對大陸民運的政策也進行了調整。調整的方向是：收買大陸民運﹐為其“中華民國臺獨化”的國策服務。據我所知﹐陳水扁執政後﹐臺灣當局曾派員與一些大陸民運人士接觸。臺灣當局利用某些大陸民運人士謀生困難﹑希望能夠得到“容易錢”的心理﹐以每月發給生活費為誘餌﹐讓大陸民運人士簽下“賣身契”。“賣身契”的實質內容就是同意“臺獨”。臺灣當局試圖收買一批披著“大陸民運”外衣的“中華民國臺獨化”政策的辯護士和推銷員。

五、臺灣民主化與重建中華民國

　　我們必須聲明﹐雖然我們不同意李登輝和陳水扁的“中華民國臺獨化”﹐但絕不否定臺灣近年來在民主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我個人而言﹐民進黨內也有很多私人朋友﹐我對臺灣反對派人士的奉獻精神一直懷有深深的敬意。問題在於﹐我們在肯定臺灣的經濟繁榮和政治民主的時候﹐我們必須認識如下因素：

　　（一）臺灣民主化的成就﹐除了臺灣反對派人士的努力這一不可否認的因素外﹐與中華民國的民主法統有著不可分割的傳承聯繫﹐甚至可以這麼說﹐臺灣今日的民主化﹐是中華民國民主法統的繼續。這是因為：

　　沒有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專制﹑創建了中華民國﹐就沒有今天的“中華民國在臺灣”﹔

　　沒有中華民國無數優秀兒女的犧牲奮鬥﹐就沒有偉大的抗日戰爭的勝利，就沒有臺灣從日本侵略者手中獲得自由解放的事實﹔

　　沒有中華民國民主憲法的制定以及在這一憲法下的民主訓政﹐就沒有後來的﹑在中華民國憲法導引下臺灣走向完全民主的發展﹔

　　沒有兩蔣總統在臺灣堅持“反共復國”的國策和對臺灣安全的堅決保衛﹐臺灣可能早就被社會主義臺獨或中共所竊據。如果是這樣﹐就根本談不上臺灣的建設和民主化發展﹔ 沒有中國國民黨一貫堅持“自由民主”的理念﹐ 就沒有國民黨後來在臺灣“政治讓權”式的民主改革。我說“政治讓權”﹐指的是﹐一切的和平民主改革﹐除了反對派人士的爭取之外﹐掌權者能夠“讓出政治權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很多大陸民運人士的獻身精神不可謂不大﹐但是﹐由於中共從來就不認同“自由民主”的理念﹐由於中共不肯讓出任何一點政治權力﹐所以，大陸至今纔看不出以改良方式實現民主化的可能性。

　　（二）除了民主化之外﹐甚至臺灣今日的經濟成就﹐也與大陸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沒有中國國民黨退到臺灣時帶去的大批大陸精英﹐沒有這批精英成功地進行了臺灣的土地改革﹐沒有這批精英根據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制定的臺灣經濟發展戰略﹐臺灣在六、七十年代就不可能有那麼快的經濟起飛﹔

　　沒有中國國民黨退到臺灣時帶去的大量黃金（大陸人民的血汗錢﹐一說數十噸﹐一說十幾噸）作為穩定臺灣金融的重要基礎之一﹐臺灣就不可能有後來的金融穩定和迅速的經濟發展。

　　因此﹐今日中華民國在臺灣取得的經濟成就和民主化成果﹐實際上應看做是整個中國的財富﹐是整體中華民族的財富。當然﹐我們也不否認臺灣本土精英和臺灣原住民對臺灣經濟發展的巨大貢獻。我們要提醒注意的是﹐臺灣今日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成就﹐絕非臺獨人士的私有資產。尤其在《中華民國憲法》基礎上發展出來的臺灣民主化成果﹐更非單純來源於臺獨人士的“打拚”。臺灣的民主化成果﹐祇是《中華民國憲法》這棵大樹發育出來的一株幼芽﹐一次成功的地方試驗。她的根﹐在全中國﹐她的主體﹐仍在中國大陸。雖然那裡至今仍被凍土封蓋。但是﹐我們堅信﹐一旦解凍﹐必將成長出民主的蒼天大樹。倘若今日在臺灣的中華民國仍然堅持孫中山的理念﹐仍然以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為重﹐那麼﹐就理應運用經濟成就與民主化的成果這一整體中華民族的財富﹐採取進取性措施﹐與中華民國國民的主體力量──大陸人民聯合起來﹐開展新時代的北伐﹐儘快結束中共的專制統治﹐實現全中國的民主化。不幸的是﹐由於獨臺和臺獨人士狹隘的民族主義眼界﹐他們從私利出發﹐將中華民國臺獨化了﹐從而放棄了對大陸──這個中華民國的主體應盡的責任。

　　談到責任問題﹐我們不得不指出﹐中華民國政府對大陸人民理應有虧欠之意。歷史的教訓是﹐沒有中華民國國府早期在大陸政治上和策略上的失誤﹐大陸就可能幸免淪陷於共產黨之手﹐大陸人民就可能幸免於遭受共產黨的專制蹂躪。即便在中共殘酷的統治之下﹐大陸還是有數不清的有志之士﹐心向中華民國，心向國民黨﹐“南望王師”﹐一心把推翻中共的希望寄托在“復興基地”中華民國身上。為了響應中華民國原來“反攻大陸”的號召﹐為了保衛在臺灣的中華民國﹐不知有多少大陸優秀兒女﹐在與中共殘暴統治的抗爭中﹐已經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這些心向中華民國的大陸人民所付出的慘重代價﹐也為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即使在今天﹐中華民國已經臺獨化了﹐已經把大陸同胞拋棄了﹐大陸無數有良知的人士﹐仍然從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出發﹐為了保住臺灣的民主成果﹐為了臺灣同胞的安全﹐為了不讓中共血洗臺灣﹐而冒著被中共迫害的危險，起而呼籲中共不要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因此﹐我們說﹐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國府﹐在道義上﹐在政治上﹐理應對中國大陸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中華民國應當是屬於全中國人民的。如果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放棄了這一責任﹐如果在臺灣的中華民國被臺獨人士竊據了﹐大陸人民反而有責任與臺灣的有識之士一道﹐將中華民國拿回來﹐恢復其本來面目﹐並使之發揚光大。

　　還有一個道理﹐需要使意圖將中華民國臺獨化的人士明白。那就是﹐一個民主化的臺灣﹐面對中共專制政權﹐你不摧毀它﹐它就會吃掉你。你想用承認它﹑尊重它﹑甚至獻媚它﹐來換取它對你的承認﹐是非常天真的﹐是與虎謀皮。不改變中國大陸的專制制度﹐臺灣局部的民主成果﹐隨時都在受到威脅，甚至慘遭毀滅。

六、如何開展重建中華民國的運動

　　中華民國在大陸被中共顛覆了﹐在臺灣被臺獨異化了﹐因此﹐我們有責任重建她。如何重建呢？我想﹐我們應當開展一個運動──重建中華民國的運動。這個運動大致分為如下幾個層面：

　　其一﹐輿論宣傳層面。我們要宣傳中華民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民主共和性質﹔我們要揭開歷史的真相﹐把中共顛倒的歷史糾正過來﹐把中共對中華民國潑下的污泥濁水洗淨──還中華民國本來民主共和之真實而可愛的面貌。同時﹐我們要宣傳﹑學習國父孫中山先生所創立的三民主義﹐並根據目前現實的國情和國際環境﹐繼承三民主義﹐發揚三民主義﹐光大三民主義。輿論宣傳的目的﹐是使大家達成共識。在共識的基礎上﹐展開行動。

　　其二﹐藍圖設計層面。要重建的新中國﹐是個什麼樣的模式﹐我們必須從現在起就進行規劃。誠然﹐幾十年前中華民國建國先賢們所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建國大綱》以及一系列的法規建制﹐不但顯示了她的民主性質﹐而且其實質精神具有永恒的價值。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其具體內容必須更新﹐必須現代化﹐以更加適應目前海峽兩岸﹑香港﹑澳門以及國際新格局的現狀。過去幾年﹐臺灣曾進行了幾次《中華民國憲法》的修憲活動。我們則應檢討臺灣修憲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大陸反對派人士也曾為後共產黨政權起草過幾部憲法草案﹐勾畫過部分未來新中國的藍圖﹐也起草過未來新中國的各項政策草案。我們在設計未來新中國的藍圖時﹐要肯定過去有關人士的研究成果﹐要借鑑這些研究成果。我必須強調的是﹐一個政治運動﹐如果祇知道反對什麼﹐不知道建立什麼﹐是不成熟的。也就是說﹐祇有解決了“擁護什麼”的問題﹐纔能對民眾形成凝聚力量。當前﹐大陸民眾對中共專制腐敗的不滿﹐已經到了極不耐煩的地步。可以說﹐人民大眾在心理上﹐已經完全做好了“改朝換制”的準備。問題是﹐中共垮臺後﹐其“替代政權”的模式是什麼？“替代政權”的國策是什麼？什麼樣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而建立起“替代政權”？解決這些問題﹐就是解決民眾“擁護什麼”的問題──擁護什麼樣的“替代方案”和擁護什麼樣的政治力量。我認為﹐這是大陸民主力量需要儘快解決的。

　　其三﹐發展組織層面。祇能組織起來﹐纔有力量﹐纔能達成政治目標﹐這是常識。在輿論動員群眾的基礎上﹐將有共識的精英和群眾組織起來﹐使之凝聚成政治力量﹐就像當年中華民國的建國先賢們成立同盟會一樣。

　　其四﹐資金籌措層面。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我們應當成立“重建中華民國基金會”或“新中國基金會”一類的籌款機構﹐為推翻中共﹑重建中華民國的運動籌措基金。

　　其五﹐行動策劃層面。我們要在中國大陸策劃一系列旨在推翻中共政權的行動。我認為﹐我們不要再浪費精力﹐作那些對中共政權沒什麼實質性打擊的事情了。現在要作的﹐就是實際策劃那些可能推翻中共政權的動作。要集中力量﹐策劃出一個﹑兩個﹑幾個大動作﹐觸發中共政權的金融危機﹑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以學運﹑工（農）運﹑兵運的模式﹐最終導致中共的垮臺。祇有瓦解中共的專制統治﹐纔能重建一個民主的新中國。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的是﹐重建中華民國﹐使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重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是我們全體中華兒女的責任。我們必須結合中國大陸﹑臺灣﹑港澳﹑海外一切華人的力量﹐重新舉起孫中山的旗幟﹐重建曾經屬於﹑未來也必然屬於全體中華兒女的中華民國。當然﹐我們必須最終接受大多數中國民眾的選擇：在推倒中共政權之後﹐國號﹑國旗﹑憲法這些問題﹐必須由全中國人民來決定。我們在這裡﹐祇是提出了一個簡便而具體的方案──沿用中華民國的國號和憲法。這一方案是否可行﹐必須最終由人民作出選擇。不過﹐我們可以斷定﹐不管將來人民選擇什麼“替代方案”﹐其精神和原則﹐都脫不出中華民國及其憲法的民主共和性質。就此意義上講﹐研究﹑繼承中華民國的傳統﹐無論如何﹐都是必要的。

　　一九九六和一九九八年﹐我訪問臺灣時﹐臺灣朝野的獨派朋友們竟然不止一次地提出過這樣的問題：假如﹐將來你們中國大陸民主人士掌握了政權﹐臺灣宣布獨立﹐你們會不會像中共一樣用武力攻打臺灣？我思索了一下說：將來﹐大陸民主了﹐按照我的意見﹐將實行中華民國憲法﹐大家在一個憲法下﹐成了一家人﹐共同選總統﹐那裡還有什麼打不打的問題？一句話﹐說得獨派朋友們啞口無言﹐祇能以掌聲回應。當時的一句應景之語﹐現在想一想﹐或可能成為未來解決海峽兩岸問題的最佳選擇。據說﹐當年毛澤東對拋棄了“中華民國”的國號﹑採用蘇聯所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名﹐非常後悔。更名一舉﹐曾給中共政權進入 國際社會帶來很多困擾。說實在的﹐中共的專制政權也根本不配使用民主“中華民國”的名號。中共的這個“改名錯誤”﹐或許給我們這一代中國大陸人留下了一個契機──將“中華民國”重新喚回中國大陸和整個中國。

寫於二零零零年三月

民進黨政府禁止「捍衛中華民國」 也不可以「永懷領袖」

2017-04-03   聯合報 記者高凌雲╱即時報導

民間團體上周五在中正紀念堂舉行向蔣中正總統銅像致敬活動，他們搭建的演講台，原本有「永懷領袖」的文字與蔣中正半身肖像，但遭到中正紀念堂禁止陳列，被迫拆除。民間團體大表不滿，中正紀念堂裡禁止紀念蔣中正，一位退將批評這是民進黨政府卑鄙無恥的作為。

這項紀念活動是由中華民國中央軍事院校校友總會、中華黃埔四海同心會、中華民國退伍軍人協會、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四個團體舉行。但是遭到民進黨政府政治干預，不僅不可以有永懷領袖的字眼，蔣中正的肖像也不准出現，他們被迫拆除這個看板。另外看板上面的捍衛中華民國與還原歷史真相12個字，也不准出現，最後只好拿噴漆塗抹。

蔣中正是黃埔軍校創校校長，軍校校友希望在蔣中正逝世紀念日前，舉辦致敬活動，但是在中正紀念堂裡，卻遭到政府禁止架設紀念蔣中正的看板，退役上將大罵這是民進黨政府卑鄙無恥的作為。

解密檔案研究出版：中華民國為什麽落地臺灣，而不是雲南？

林孝庭從新解密的史料和檔案中爬梳出，“中華民國在臺灣”這一形塑過程，美國扮演要角，且蘊藏許多歷史意外與巧合。

端傳媒記者 陳築君 發自臺北

臺灣 2017-03-29

蔣介石坐在“中美號”上一語不發，他在想什麽沒人知道，但可以確定的是，這趟從成都鳳凰山機場起飛的航行，將讓他永生離開成長的故鄉。這天是1949年12月10日，在長子蔣經國的陪同下，晚間6點半飛抵臺北松山機場，自此，他和整個中華民國都留在了臺灣。

《意外的國度》作者林孝庭。攝：劉紙鎮/端傳媒

1949年後海峽兩岸兩個政治實體的存在，一直被視為國共內戰下的必然結果，但在林孝庭看來，卻充滿了偶然和意外。林孝庭在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從事近代史研究逾10年，也是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他從近年新解密的中美英史料和20種私人檔案收藏中爬梳出“中華民國在臺灣”這一歷史形塑過程，中文版近日譯介出版：《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臺灣的形塑（Accidental State: Chiang Kai-She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Taiwan）》。臺灣如何成為今天的臺灣？哪些意外，哪些人，如若當年錯過，便會改寫歷史？

中華民國何以留臺？雲南獨立失敗，陳誠改革見效

“國共內戰時期，任何一個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事件，都會直接影響到臺灣的政治前途，”林孝庭接受端傳媒專訪時，特別提起最終胎死腹中的雲南獨立運動。

1949年11月，蔣介石因擔憂自己未能牢牢掌控臺灣，因此希望在雲南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權力根據地。對他而言，失去中國大陸上的領土據點，意味著失去國民黨政府的國際地位與代表全中國的正當性與公信力，而這讓他選擇在雲南做最後一搏。但與此同時，雲南省主席盧漢卻背著蔣介石向美國尋求支持雲南獨立，遭華府拒絕。眼見事不可為，盧漢在當年12月9日宣布“起義”歸順中共政權，並致電四川籍將領，要他們一起倒戈，扣留人在成都的蔣介石。隔日，絕望的蔣介石搭機赴臺，從此未再踏上故土。針對這起事件，蔣經國在日記上寫道：“此次身臨虎穴，比西安事變時尤為危險。”

“只要蔣介石還有辦法留在中國大陸，在某一個角落裏，繼續進行他的反共運動，他不會這麽快選臺灣作為最後一個權力根據地。畢竟當時還有臺灣地位未定論的問題，以及他跟陳誠的關系。”在林孝庭看來，正因為美國政府無法承諾支持雲南獨立，致使盧漢變節投向共產黨陣營，這一結果，對臺灣後來的命運，產生了直接關聯。

“一九四八年初，連美國政府也開始相信中國逐步走向政治瓦解的趨勢，已不可扭轉。司徒雷登大使在拍發回國務院的一連串政情分析的報告中，研判國民政府中央權力的式微，以及中國共產黨不太可能在短期內席卷全中國，將導致中國的四分五裂，各地區各自為政，形同獨立政治實體，或發展成某種松散的邦聯體系……”

----摘自第三章〈美國重擬對臺政策〉

若說盧漢雲南建國夢碎，消極導致臺灣成為蔣介石最後一個反共據點，陳誠自1949年1月5日走馬上任臺灣省政府主席一職，祭出多項新政策，包括發行新臺幣，提高臺灣財政、金融與外貿自主性，則為臺灣在當時成為蔣家政權根據地爭取到更多有利條件。其中，土地改革措施更被林孝庭認為是在共軍渡江、南京落陷的危急關頭，成為穩定臺灣局勢並讓占臺灣多數人口的佃農安心、不至轉變為共產黨支持者之舉，“這些都讓臺灣逐漸加強自身作為反共的據點，並強化自我認同、逐漸脫離跟中國的關系。”林孝庭說。

1949年11月，蔣介石（中）在重慶召集當地國民政府官員，討論西南部對共軍的最後防禦部署。圖：黨史館提供

陳誠是陸軍一級上將，自黃埔軍校起就一直追隨蔣介石，過去歷史評價均認為，他是蔣介石的心腹愛將，像是其任臺灣省主席一職，便是由蔣親自挑選；來臺後，陳先後擔任行政院長、副總統，等於是蔣的第二把交椅，幾十年的關系相當親密。不過，林孝庭從檔案資料中發現，蔣陳關系其實有許多懷疑、猜測的瞬間。陳誠在臺灣的經營，林孝庭笑笑說，與其“天真”覺得他為了替蔣介石預備好一個反共基地，不如說是因果倒置的偶然。

林孝庭在書中披露，1949年5月16日，蔣介石自舟山抵達澎湖，但陳誠未展現以往的忠誠，親往澎湖迎接並隨侍在側，反而不聽蔣的勸阻，飛往廣州與代總統李宗仁會晤。此外，1949年7月中旬，蔣介石要求陳誠撥出臺灣島上部分軍糧，急援被共軍圍困在福州、陸軍二級上將湯恩伯的部隊，但陳誠公然抗命。8月底，蔣又催促陳誠派兵替湯部隊解圍，陳這次又以臺風將至為藉口，再度抗命。最後趕赴福建解救湯部隊的，反倒是1955年8月因舊部屬郭廷亮預謀發動反蔣兵變，遭牽連被軟禁33年之久的陸軍二級上將孫立人。

林孝庭認為，陳誠對蔣介石的冷淡，“不無可能是他想以此爭取美國對他的信任與支持，然後提供臺灣更多軍事或經濟財政上的援助。”但陳誠始料未及的是，正因他被美國視為蔣的心腹，1949年2月底，美駐華大使館政治參贊莫成德（Livingston Merchant）從南京飛往臺北考察時，最終取消他與陳誠會晤的計劃，甚至在3月返回南京後，立即拍發電報給國務院，建議華府敦促李宗仁撤換陳誠，並以孫立人取而代之。

“一九四九年春，莫成德給華府有關扶持未來臺灣領導人的建議──舍棄陳誠，改為支持孫立人──似乎已成了華府和駐日盟軍總司令部之間的共識。國務院甚至樂觀預測，如果孫立人願意與美方密切合作，美國在臺灣將取得重大的軍事與戰略利益，蔣介石最終將被提供政治難民的身份而流亡他鄉。”

----摘自第三章〈美國重擬對臺政策〉

至於孫立人的遭遇，“從蔣介石日記裏頭可以看到，50年代初期，蔣對孫的痛恨，是他主觀上已經認定‘你背後就是美國人支持’，蔣介石最討厭他下面的人跟外國勢力走很近，當時就是他跟吳國楨（曾任上海市長、臺灣省主席），所以等蔣勢力在臺灣穩固下來，這兩個人一個被軟禁，一個被放逐到美國。”林孝庭直言，不論孫有無謀反之心，但美國人喜歡他是事實，“美國國務院檔案裏就說，我們支持孫將軍發動政變，去蔣保臺，這東西白紙黑字……”

美國人支持的孫、吳兩人最終在臺灣的歷史上留下空白，但美國退休海軍上將柯克（Charles M. Cooke）以“私人顧問”身份前來臺灣協助防衛，並以“特種技術顧問團”在臺活動，堪稱在中華民國處境最兇險的時刻，成為蔣介石最信任的人之一，且極大地影響了蔣對於國防與安全政策的制訂與執行。

1950年代初期，陳誠（前排中）、蔣經國（前排最右）和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的核心成員合影。1949年中期，陳誠違抗蔣介石旨意，協助穩定了臺灣。圖：黨史館提供

臺灣何以進入美國戰略保護區？柯克身影浮現

1950年1月，美國總統杜魯門公開宣布華府不會提供軍援保衛臺灣，顯示美方研判毛澤東的軍隊將渡海占領臺灣；與此同時，一群堅定支持蔣介石的美國政治人物、企業家、現役與退役軍官，仍努力尋求辦法，防止臺灣落入共產勢力之下。根據國史館新解密的特交檔案顯示，當年2月柯克來臺，正是由盟總安排，並獲得時任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的支持。

蔣柯為舊交，早在1946年柯克擔任美國太平洋第七艦隊指揮官時，就曾和蔣介石、軍統負責人戴笠等國民黨高層密切合作。林孝庭在書中指出，國共內戰期間，當蔣與他多數高級軍事顧問認為必須堅守舟山群島和海南島時，柯克力主撤出。蔣介石最後力排眾議采納柯克的建議，兩處撤退期間皆未遭到共軍襲擊。

書中披露：1950年5月24日，柯克在東京會見麥帥時，提交了對於國民黨政府軍事的第一手報告；他並抓住機會向盟總解釋，國府自舟山和海南撤退，是出於臺灣自身利益考慮。麥克阿瑟根據他的報告，於5月29日向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遞交了一份著名的備忘錄，強調中、蘇共在上海地區的軍事合作引起他極大的關註，而由於蘇聯戰機已使用於解放軍的空軍，臺灣安全問題實為當務之急。麥帥最後發出呼籲指：“一旦美國和蘇聯之間的戰爭爆發，臺灣島對於美方的戰略價值，有如一艘‘永不沈沒的海上航空母艦’。臺灣處於極佳的戰略地理位置，這將有利於美方在亞太地區牽制蘇聯繼續擴張，並使得美軍的遠東指揮部前線發揮極大作用。”

“從蔣介石與國民黨政府駐南韓大使邵毓麟之間在一九五○年春天的往來機密函電內容中，吾人驚訝地發現，當時臺北為了設法讓美國改變其亞太政策，不斷試探各種方法，甚至包括由臺灣派遣國民黨特務到板門店附近，企圖引發南北韓之間局部的武裝沖突，然後等待局勢演變成為一場大規模戰爭等離譜想法。從臺北的觀點來看，如果美國認定其必須保衛臺灣，則必然將盡全力阻止中共渡海解放這座島嶼……”

----摘自第八章〈打造海島反共堡壘〉

臺灣由此進入美國的戰略保護區域。1950年7月，蔣介石曾考慮從金門及馬祖撤軍，鞏固臺灣本島防禦，並為向韓戰戰場輸送3.3萬名兵力做準備，柯克這時則強烈反對國軍撤出金門。柯克認為，這個舉動不僅看起來像是對共產黨示弱，同時會對臺灣乃至當時整個自由世界產生消極的心理作用。雖然蔣介石心有不服，但最後仍然聽從建議，留守在金門和馬祖。

大約在1950年，柯克（左二）與一群國民黨軍官開會。圖：胡佛檔案館提供

林孝庭書中，對柯克於1950年2月至1951年9月間，其對蔣介石的協助有著深刻的描述，能夠如此，他笑說，“柯克在70年代就把30幾盒文件捐到胡佛研究所，他的私人檔案在檔案館躺了幾十年沒有人用。我看了之後大吃一驚，想說‘哇！’當年他為臺灣做了那麽多事，大家都不曉得，所以我就把這些文件、檔案有系統的整理出來，然後寫在我的書裏面。”

而對蔣介石何以這般信任一個外國人？林孝庭講得很直接：“蔣介石當時沒辦法信任其他人，只能信任他。蔣自己的部屬，像副參謀總長吳石就因為投共被槍斃；胡宗南將軍（曾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總統府戰略顧問）的參謀長熊向暉也是中共地下黨員。你說這樣仗怎麽打，一開完會，共產黨都知道軍事怎麽部屬了。但這個美國人反共立場堅強，蔣只能聽他的話。”

在美國的錯判中飄零，臺灣要以史為鏡

本書除了利用柯克的私人檔案之外，林孝庭大量使用美國國務院、中央情報局（CIA，前身為戰略情報局）等解密檔案，披露美國對中國局勢嚴重誤判。當時，美國一方面認為中共不可能如此快就席卷中國，導致挹註中國的資源分散化；二方面，美國情報單位始終認為中共不會介入朝鮮半島戰事，就在CIA相關報告送給杜魯門兩周後，1950年11月初中共出兵韓戰。
對中共的誤判，林孝庭說，“1949年以後，美國一直幻想毛澤東會像南斯拉夫的狄托（港中譯作鐵托），就是中國共產黨跟蘇聯不同，他本身有自己的民族主義成分在。美國一直希望毛澤東領導的新中國願意跟美國交往、打交道的。”1950年1月，美國官方公開聲明靜候國共內戰局勢“塵埃落定”、實質上棄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不顧，其所持的理由便是寄望“中國式狄托主義”出現，直到1950年2月間《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才使華府重新評估對華政策。

盡管說是誤判，但林孝庭強調，“美國在思考對臺政策時，永遠是出自對本身國家利益最現實的考量。”他以臺灣地位未定論為例指出，當美國認為這個說法對其在亞太利益有幫助時，即會端出來講，但當美國覺得不利時，又會把這個論調放下去，就像韓戰爆發後，華府就不願意因任何有關臺灣地位的爭議及相關討論，限制其在臺海地區軍事行動的自由，“臺灣地位未定論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法律問題，它更多是國際政治、國際權力運作的問題。”林孝庭說。

“隨著韓戰爆發，美國政府實質上已揚棄臺灣屬於中國一部份的官方立場。一九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國務卿艾奇遜曾致一私函給麥克阿瑟將軍，內容進一步闡明華府決策者此時想法；艾奇遜在信中坦言，美國只有在臺灣法律地位“未定”的情況下，才能夠名正言順地介入臺海局勢而不構成“幹涉中國內政”。”

----摘自第八章〈打造海島反共堡壘〉

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臺譯川普）上臺後，美國學界又掀起關於“棄臺論”的討論，林孝庭直言，“現在的政治現實，對照半個多世紀以前的美中臺三角關系，你會發覺，或許時空環境不同，冷戰結構的對立、壁壘分明跟現在情況完全迥異，但不變的是，國際政治從來就不是以道義為考量，完全是很赤裸的政治權力跟現實操作。”

《意外的國度》英文精裝版本及中文平裝版本。攝：劉紙鎮/端傳媒

作為歷史學者，林孝庭不願對未來的美中臺關系有過多揣測，但以史借鏡，林孝庭說，“雷根以前對臺灣、對中華民國非常友善，兩國斷交前，他來過臺灣參加了好幾次國慶，甚至在競選時說，他當選後，要恢復跟中華民國的邦交，但事實證明，他非但沒有，還簽了一個《八一七公報》，決定逐年縮減對臺軍售，當時被視為對臺灣一個非常大的傷害。”

去年12月，特朗普與臺灣總統蔡英文熱線通話，在國際上掀起風波，有輿論認為，特朗普是歷來最支持臺灣的美國總統，“但你看他就職之後，整個就回到一中這個大的框架裏頭，接下來他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之間的會談，就可以觀察到他個人的一些想法。”

研究歷史，對今天最大的借鑒是什麽？林孝庭最看重的是：臺灣最要避免的是，不要讓自己淪為談判桌上能被犧牲、被妥協、被取代的一顆棋子。

《意外的國度》
作者：林孝庭
譯者：黃中憲
出版社：遠足文化
出版日期：2017/03/29

2020國民黨如選輸 詹啟賢：就沒有中華民國

2017-04-08    自由時報

〔記者蔡文居／台南報導〕前國民黨副主席詹啟賢今天到台南市南區眷村改建的大林新城拜票時說，這次國民黨黨主席改選很重要，如果國民黨輸了2018地方選舉，就沒有2020總統大選，「沒有2020就沒有國民黨，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華民國！」

詹啟賢表示，「沒有2018就沒有2020，沒有2020就沒有國民黨，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華民國！」（記者蔡文居攝）

詹啟賢表示，2020如果再輸了，怎麼辦？還要4年耶！他跟幾位北部的朋友談到這事，「我們都同意一件事，沒有2018，就沒有2020，沒有2020就沒有國民黨，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華民國啦！對不對？」民眾高聲回應說，「對！」

詹啟賢說，所以這次黨主席選舉很重要，不僅關係到國民黨的發展，更關係到中華民國的存在，以及台灣的和平與繁榮，更關係到亞太地區的安定。

他表示，整合非口號，要有條件的，黨主席必須沒有恩怨，他從過去到現在，沒跟人爭過什麼，也沒有留下不可挽回的情況，他也沒有包袱。這次黨主席的選舉過程中，也沒有留下太多恩怨而無法重新整合。

他強調，他一向講真話、做實事、有魄力、敢改革、能夠承擔、從不逃避，而且能夠整合團結國民黨，有信心2018給黨的候選人加分，至少台南的選舉，他出來站台比誰都有用，並於2020帶領國民黨贏回大選。

他說，黨主席選舉，他本月17日會去登記，達到連署人數沒有問題。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籌備組和中華民國復興機構關於近期時局的幾點聲明

中華民國106年4月8日（公元2017年4月8日）

【中華民國新聞社（華新社） 紐約報道】針對當前時局，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籌備組發言人兼中華民國復興機構理事長穆文斌在接受華新社記者采訪時發表如下聲明：

1、近期美國總統川普先生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在佛羅裏達進行會面，雙方達成一些協議。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籌備組和中華民國復興機構提請川普總統關註中國人權狀況和中華民國現狀，不能僅僅為了貿易問題而放棄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這是文明世界和民主國家的立國之本。中華民國臺灣省的利益不能被出賣，臺灣不是中美大國的一張牌。

2、針對四川滬州太伏中學生趙鑫被五個校霸活活打死事件，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籌備組和中華民國復興機構支持受害人家屬要求知道孩子死亡的真相，要求中共當局展開調查，要求新聞自由報道，要求對施害人進行法律審判，給被害人趙鑫和家屬賠償，還社會一個公道。

3、針對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於4月1日突然宣布成立所謂“雄安新區”，說什麼這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籌備組和中華民國復興機構認為這是沒有經過調查和討論的匆忙決定，沒有經過全國人大的審批程序，也沒有社會各界的討論和研究，沒有詳細的規劃和投資方案，而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門臨時政治決定的，這樣的政治決定是不科學的，不嚴肅的，也是不負責任的，未來幾十萬億的投資也是一筆糊塗賬。我們要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應馬上停止建設“雄安新區”，不要浪費中國納稅人的血汗錢，中國納稅人的血汗錢要用在該用的地方。

4、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籌備組和中華民國復興機構對近期因病去世的余誌堅先生表示哀悼。1989年六四學運期間，來自湖南的余誌堅先生和喻東嶽、魯德成三人是把雞蛋和顏料擲向天安門城樓毛澤東像的勇士，這是一個劃時代的驚天之舉，我們向他們三位勇士表示敬意。

5、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籌備組和中華民國復興機構支持近期美國川普政府軍事打擊敘利亞政府軍，敘利亞政府軍非法使用化學武器屠殺人民，這是聯合國和國際社會嚴厲禁止和譴責的非法罪行。

6、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籌備組和中華民國復興機構同時支持美國川普政府準備單方面對朝鮮進行外科手術式的軍事打擊。朝鮮是公然違反聯合國決議進行核武器試驗的邪惡和流氓國家，對東北亞中國、韓國、日本、中華民國等國家構成了嚴重的危險，對全球的地區安全和穩定構成了挑戰。必須消滅朝鮮朝鮮金正恩獨裁專制的共產主義政權，完成朝鮮半島的民主統一，這才是東亞地區和平穩定和發展的基礎。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籌備組：http://rocgovinexile.blogspot.com

中華民國復興機構(美國合法註冊): http://rocrochina.blogspo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