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106年7月27日 公元2017年7月27日
中華民國大陸流亡政府的首要使命是實現中國大陸民主化，香港和澳門特區民主化，中國大陸地區恢復1949年前的中華民國國號和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大陸地區、香港和澳門特區實現民主化後，與中華民國臺灣自由地區經過談判和協商，實現國家和平統一，國號為“中華民國”；兩岸四地統一後的中華民國定都於辛亥革命武昌首義的革命聖地：武昌。
2017年7月27日 星期四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籌備組”更名為“中華民國大陸流亡政府籌委會”
中華民國大陸流亡政府的首要使命是實現中國大陸民主化，香港和澳門特區民主化，中國大陸地區恢復1949年前的中華民國國號和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大陸地區、香港和澳門特區實現民主化後，與中華民國臺灣自由地區經過談判和協商，實現國家和平統一，國號為“中華民國”；兩岸四地統一後的中華民國定都於辛亥革命武昌首義的革命聖地：武昌。
2017年4月19日 星期三
中華民國究竟有多少任總統？
2016-08-16
中華民國初年間，群雄蜂起，魚龍混雜，各色人物紛紛亮相。中國政壇你方唱罷我登場，更疊頻繁，讓人目不暇接。就拿國家最高領導人一職來說，從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到1928年北伐勝利，中華民國大總統一職由國民政府主席一職取代。這段期間竟然有十多位擔任過。其中既有發動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的同盟會領袖孫文，也有前朝重臣、北洋軍閥代表人物袁世凱，以及其他派系的軍閥，也有社會賢達、無黨派人士。
一. 臨時大總統
1． 首任臨時大總統 孫中山（1912，1-1912,4）
2． 次任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1912,3-1913,10）
二．大總統
中華民國大總統共三任，五位，其中黎元洪兩度由副總統接任大總統。
第一任
1．袁世凱（1913,10-1916,3）其中，1915年12月12日稱帝，改國號為中華帝國，年號洪憲。在全國一片聲討中，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復稱大總統。
2．黎元洪 （1916，6-1917，7）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猝逝後，黎元洪繼任。同時，《中華民國約法》被廢止，恢復責任內閣制，大總統一職成為不負實際行政責任的國家元首，此制度一直延續到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時為止。1917年7月1日張勛發動政變，宣布清朝復辟，7月12日此政權遭段祺瑞的“討逆軍”推翻。
第二任
1．徐世昌（1918,10-1922,6）
徐世昌獲段祺瑞控制的安福國會支持，選舉成為第二任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大總統。
1922年直奉大戰後，徐世昌被直系軍閥曹錕逼宮下臺，1922,6,2-1922,6,11國務總理兼教育總長周自齊代理了10天的大總統職務。
2．黎元洪（1922,6,11-1923,6,13）
徐世昌被驅逐後，黎元洪再次由副總統接徐的第二任任期為總統。直至次年6月被曹錕驅逐。
1923,6,17-1923,10,10國務院內務總長兼代國務總理高淩霨，攝行大總統職。高淩霨是直系軍閥曹錕的同鄉和嫡系。此人抗戰期間淪為漢奸，曾任天津市長，河北省長等偽職。
第三任
曹錕（1923,10,10-1924,11,2）
曹錕是直系軍閥的首領，1923年6月，曹錕將黎元洪逐走天津。10月5日重金收買議員，靠賄選而被選舉為第三任（第五位）中華民國大總統。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
隨後，馮玉祥倒戈發動北京政變，曹錕被趕下臺並被軟禁於中南海。直至1926年4月9日，馮玉祥再次發動兵變包圍了臨時執政府，段祺瑞逃走，鹿鐘麟釋放了被軟禁的曹錕，1927年曹錕寓居天津。
值得一提的是盧溝橋事變後，他拒絕日本所請出面組織新政府，保持了民族氣節。
曹錕下臺後，由國務總理黃郛攝行大總統職權：
黃郛（1924,11,2—1924,11,24） 參與馮玉祥政變的國務院教育總長兼代國務總理黃郛攝行大總統職權。
段祺瑞（1924,11,24—1926,4,20） 參與馮玉祥政變的皖系軍閥段祺瑞臨時執政，代總理攝行大總統職權。直至1926年4月20日馮玉祥又發動驅段兵變，將曹錕釋放。5月1日曹錕通電下野，自此以後大總統改為虛位，由國務總理攝行。
段祺瑞下臺後，有多達5位國務總理或代總理短暫攝行大總統職權。
胡惟德（1926,4,20-1926,5,13） 國務院外交總長兼代國務總理胡惟德，攝行臨時執政職權。胡為中國近代著名外交家，曾多次擔任駐外使節，參與並見證許多重大外交事件。
顧維鈞（1926,10,1-1927,6,17）外交總長兼代國務總理顧維鈞攝行大總統職權。顧維鈞正式組閣任國務總理，攝行大總統職權。
顧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最著名的活動是在巴黎和會上據理力爭，提出收回山東權利。並且拒絕在侵害國家主權的和約上簽字。1945年6月26日顧維鈞代表中國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中國正式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
胡惟德（1927,6,16-1927,6,18）國務院內務總長兼代國務總理胡惟德攝行大總統職權。
三．非常大總統
孫中山（1921,5,5-1923，3,2）
袁世凱倒臺後，大總統職被北洋軍閥把持，為了與北洋政府抗衡，1921年4月，在廣州，中國南方政權非常國會開會取消軍政府，組織正式中華民國政府，選孫文為非常大總統。但軍政權掌握在陳炯明手中。
北伐勝利後，北洋政府退出歷史舞臺，南京國民政府成為代表中國的合法的中央政府。中華民國大總統一職被國民政府主席取代。
直至1948年4月國民政府行憲國大之時起，“中華民國總統”一職被再度使用。
馬英九：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
2017年3月3日 美國之音 方冰 章真
紐約 — 前中華民國總統國民黨籍的馬英九在紐約訪問時為其任內的大陸政策、經濟政策辯護，認為維持現狀是臺灣的最佳生存之道，與大陸保持較密切的經貿關系是確保臺灣經濟繁榮的自然選擇。對於美國政界有呼聲要求川普政府闡明美國的一中政策與北京的一中原則之不同，馬英九表示，其實世界各國在與臺灣打交道時，對臺灣主權的認同一直是有彈性的。
前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星期四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說，世界上願意跟臺灣打交道的國家認同臺灣有自己的主權。其實這就是美國的一中政策，即，臺灣並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
馬英九表示，中華民國1912年就已經獨立。臺灣的法統源於中華民國憲法，一個中國是包括中國大陸和臺灣在內的中華民國。
馬英九說：“實際上全世界跟中國大陸建交的國家中早就已經采取這樣的態度了，換句話說，他們的一中原則除了承認中共代表中國之外，他們對臺灣的主權采取的態度是比較有保留的，也是有彈性的，其實這已經是幾十年的具體的事實了，如果有機會去看看這些發展的話，結論應該是很清楚的。”
與大陸保持密切經貿關系是自然選擇
一天前，馬英九為其任內的大陸政策辯護，認為臺灣經濟能保持強勁，按實際購買力計算的國民人均GDP能達到近48000美元，高於很多發達國家，就是因為臺灣保持了同世界最大市場的中國大陸較密切的經貿關系。他說，其實這是一種自然選擇。
馬英九說： “你必須了解，中國大陸周邊有23個國家或經濟體，其中17個把中國大陸當作他們最大的貿易夥伴。”
他認為，只要臺灣不走分離道路，維持自治現狀，把統一當作一個可能的選項，大陸就沒理由武力犯臺。馬英九說：
維持現狀大陸就無理由武力犯臺
“我想這是臺灣的最佳生存之道。大陸不可能因為我們不能解決或管理好所有分歧而來攻打臺灣。實際上我們確實有很多分歧，我確實盡了最大努力來實現兩岸和平。”
星期三在紐約亞洲協會舉行的馬英九與紐約大學法學教授孔傑榮的對談座無虛席，顯示了他對中國大陸和臺灣留學生仍魅力不減。
希望有機會到臺灣留學的來自中國大陸的紐約大學法學院學生白海倫說：“他非常儒雅，講話非常有力量，真的讓你覺得有一種和平的感覺，所以非常喜歡他。”
來自臺灣的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公共事務學院學生唐興瑜說：“馬英九先生解釋的一些東西解釋得很好，他講的一些東西都是很中立的，也沒有說特別往那一邊傾。他的想法和理想是很有邏輯的，能被所有人接受，這次見到他，之前也見過他啦，不過再次見到他真的是很開心。”
但並非年輕人都喜歡馬英九。來與會的民進黨支持者紐約廣告公司的分析師汪采羿，就不認同馬英九“臺灣只有兩個選項：維持現狀或與大陸統一”的說法。她說：
民進黨支持者：臺灣屬於臺灣人民
“我認為臺灣有兩個以上的選項。他的這兩個選項不適合我，不適合我的很多朋友和很多臺灣的美國朋友。我肯定，也不適合臺灣人民。我認為臺灣屬於臺灣人民。馬英九說了很多關於中華民國憲法的話，但是，如果人民需要就可以制定新的憲法。
臺灣的“中華民國”大禮服還會穿多久？
丁學良：從1990年代尾期直至2016年，中共對臺工作系統意外地成了允許臺灣借用“中華民國”大禮服的中流砥柱。
2017年2月16日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丁學良 為FT中文網撰稿
自從蔡英文團隊上臺執政以來，臺灣島內各派政治力量一直就在揣摩：海峽對岸的決策層會出哪些招數，回應蔡當局在兩岸關系上的原則性聲明和新的做法。等到那個令全球頗為驚訝的“川蔡通話”曝光之後，臺灣內部的官方和民間、臺灣之外的觀察分析界就在扳著指頭數：現有的還仍然和“中華民國在臺灣”（丁按：這個名稱對本文討論的要點最為切合，只能這麽加括號使用）維持著正式外交關系的國家，會在多長時間內被北京一個個地“摘除”，直到臺灣被摘成一個“光桿司令”，只剩下一個外交部，卻沒有外交邦國剩下來。人人皆知，目前臺灣還剩下了21個外交邦國，其中20個很難被人們記得起來。
碰巧得很，也就是在這個雞年春節期間，美國政府正式解密了到期的93萬份中央情報局（CIA）系統的檔案，覆蓋的時期從1940年代至1990年代。剛剛被媒體和學者仔細閱讀過的部分只是一點點，其中和臺灣問題相關的就占很大比重。雖然尚未發現驚天動地的“絕密情報”，卻令我們能夠把很多從前只是憑推測或傳聞做的分析和結論，落到旁證和實證資料的基石上，增添了對眼下正在展開的一波波臺海沖突新篇章解析的歷史厚實感。
第一次容許臺灣借用“中華民國”：從1949年起
剛解密的海量CIA檔案為本文的討論標了一個起點，因為它們詳細記載了1949-1951年中共最高層對依靠蘇聯海空軍的全力協助、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所作的人事和軍事安排，以及毛澤東團隊精心策劃的解放臺灣方案，如何被朝鮮戰爭中斷。
從那時到如今的70余年裏，“中華民國”這個稱號對於臺灣社會而言，是一件借來的大禮服，盡管不太合身——因為臺灣原本只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小省份，卻發揮了多種象征的和實用的功能。在政治領域，“象征的”並不一定是虛假的或無足輕重的，它往往為“實用的”作了必不可少的鋪墊。
允許小小的臺灣借用“中華民國”這套大禮服，迄今一共有兩次，但出借方並非是同一家。第一次的出借方，自然是原本在中國大陸執政的國民黨。撤退到臺灣去的國民黨，1949年冬季之前雖然處於生死一線牽的關頭，卻盡量把能夠支撐中華民國這個政治象征的所有東西，都一一搬到臺灣來。披掛著“中華民國”大禮服的臺灣社會，既為此付出了沈重的代價（其中以“二二八事件”這樣的政治代價最為知名，還包括經濟的和社會的代價），也由此獲得了巨量的實惠，至今仍然沒辦法整理出一份朝野均能夠認可的完整賬單。
不過有一點卻是符合比較研究反復論證的事實：若無那件大禮服，緊接著其後的所有那些大事，幾乎都不會發生。首先是沒有1949年撤到臺灣去的120萬大陸人士，包括60萬鐵桿“國軍”，他們死了心要用生命來保衛寶島。臺灣僅靠自己，也是得不到美國那麽長期和巨額的對中華民國撥出的經濟和軍事的援助。缺少了這些，原本只有600萬人口的臺灣，絕對抵擋不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必然發起的攻擊。早早“被解放”了的臺灣（多半會在1950年代末中蘇關系破裂之前發生，因為中共必須借助於蘇聯的大力軍事協作才能橫渡臺灣海峽），其經濟和社會被翻盤改造的徹底程度，也不會小於福建和浙江。1950年代後不久的臺灣經濟起飛、順利快速邁入中高等收入的富裕水平，都不會發生。
第二次容許臺灣借用：從1990年代尾期開始
等到當年拍板讓臺灣借用中華民國名號的老一代中國國民黨領導人相繼逝去——他們是最正宗的中華民族主義分子或大中國主義者——那些早就對此不願承受的臺灣人士覺得，這件很不合身的舊大禮服應該脫下來扔掉了。從政治象征層面對這樣的換外套倡議作出細膩解釋的，以此最為激情：
“名字的存在甚至代替了存在自身。沒有名字，也就沒有存在，也無所謂指認（identification）。‘無名’因此是人類最大的恐懼。民族主義的另一個重要意義就是要給集體的存在一個名字，給部落偶像一個指認。……【臺灣】有越來越多的人因為共同生活與存在，開始同意並主張對自己應該賦予一種新的詮釋、發展出特別的稱謂、特別的標識，以有別於以往那種虛幻的存在。這種新的集體生活表征，既然是不能用以往‘中國人’與‘中華民國’的歷史來充分表達的，那麽哪一些是這個新的共同經驗的要素呢？”答案就是以臺灣為唯一標記的新國號。（張茂桂：《族群關系與國家認同》，臺北：業強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265頁）。
然而，令絕大多數人沒有意料到的是，到了這關頭，卻橫道殺出來一位攔路虎，大聲警告這些臺灣人士：絕對不許可扔掉“中華民國”這件有象征意義和實際利用價值的大禮服。筆者這裏說的當然不是指身在臺灣的國民黨人及其支持民眾，他們竭力維護“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理性和感性動機並不出我們所料。這裏的“中華民國”大禮服的意外維護者，是中共對臺工作的黨政、軍隊、情報、外交、宣傳、公安體系，一個異常龐大和強力的系統。可以說，從李登輝和陳水扁任期交接點的1990年代尾期，直至馬英九任期結束的2016年，中共對臺工作系統成了允許臺灣借用“中華民國”大禮服的中流砥柱。若無這位新的出借方運用諸般有形無形大力，僅僅靠著人在島內的那部分中國國民黨鐵桿成員，是很難在將近20年的漫長跨度裏讓臺灣社會繼續披掛這件外套的。島內要換外套的人越來越多，理由越來越層出不窮。
在有些觀察家分析家眼裏，中共不遵行簡單的政治邏輯允許臺灣借用這件越來越不合身的大禮服，實在是一廂情願，指望臺灣各界不要走上一條不歸路。然而，臺灣社會從這位新的出借方手裏接過這件大禮服，實惠也得了不少，諸如經貿利益、優待臺灣居民到大陸就業就學、外交邦國不被摘除等等。不過，中共作為新的出借方，近年來越看越盤算，越是感到得不償失：臺灣借用這件大禮服，能拿到的實惠盡量拿，能不作出的讓步盡量不作。這種不滿並非從蔡英文執政才開始，在馬英九執政的後半期就已經日積月累。蔡團隊的上臺，是把出借方的不滿從量變轉為質變。於是摘除“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外交邦國就啟動了操作，22個減為21個（彭博社:“友邦拒利誘，臺灣有隱患”，2017年1月28日）。中共對臺工作系統的決策層顯然已經跨過了一個新門檻，不讓臺灣老是借用那件大禮服又不付出高額租金。借用到期！
能做到“赤條條來去無牽掛”？
有些臺灣政界學界人士及其外國支持者一直辯解，那些邦交國除了一個以外，既非大國也非富國，多數是不斷伸手的要錢國。有它們沒它們並不影響臺灣的實際利益，因為臺灣的生存安全和經貿發展空間基本上不依賴它們。筆者很難被這種“赤條條理論”說服：倘若所有的外交邦國都被摘除了，“中華民國在臺灣”不就只剩下臺灣自己、此一國號不就被消名了嗎？而臺灣又不能成為一個僅以自己為名義的國際法體系的成員，那以後的路怎麽走呢？且不論上臺下臺的政客們，還有2300萬的普通民眾咋辦？
筆者從1980年代尾期開始到臺灣做實地調研，最初聽到的極富特色、但並不屬於臺獨立場的人辯解的絕妙比喻，是為什麽臺灣和中國大陸既不能合成一體、又不能完全分割，末了的結語是：“兩邊的關系是身體主幹和LP的關系”（LP是luan-pao睪丸的委婉詞）。講解者經常會用長達一百多年的東亞區域政經互動態勢來論證這兩邊的關系：斷然分開也有害，強制連接也有害；最合乎自然的，是保持有距離的合而不一（參閱“沈君山教授談九二共識：分而不獨”，臺灣聯合報系報道，2004年11月7日）。當年給我們這些年輕學生講解的臺灣學界政界人士，多數已經退場乃至作古，他們講的這個聽起來粗俗卻頗具啟迪意義的道理，不時返回到筆者的耳邊。未來不久的幾年到十幾年的時段裏，我們有很多機會來檢驗這個比喻是不是真靠譜。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自從蔡英文團隊上臺執政以來，臺灣島內各派政治力量一直就在揣摩：海峽對岸的決策層會出哪些招數，回應蔡當局在兩岸關系上的原則性聲明和新的做法。等到那個令全球頗為驚訝的“川蔡通話”曝光之後，臺灣內部的官方和民間、臺灣之外的觀察分析界就在扳著指頭數：現有的還仍然和“中華民國在臺灣”（丁按：這個名稱對本文討論的要點最為切合，只能這麽加括號使用）維持著正式外交關系的國家，會在多長時間內被北京一個個地“摘除”，直到臺灣被摘成一個“光桿司令”，只剩下一個外交部，卻沒有外交邦國剩下來。人人皆知，目前臺灣還剩下了21個外交邦國，其中20個很難被人們記得起來。
碰巧得很，也就是在這個雞年春節期間，美國政府正式解密了到期的93萬份中央情報局（CIA）系統的檔案，覆蓋的時期從1940年代至1990年代。剛剛被媒體和學者仔細閱讀過的部分只是一點點，其中和臺灣問題相關的就占很大比重。雖然尚未發現驚天動地的“絕密情報”，卻令我們能夠把很多從前只是憑推測或傳聞做的分析和結論，落到旁證和實證資料的基石上，增添了對眼下正在展開的一波波臺海沖突新篇章解析的歷史厚實感。
第一次容許臺灣借用“中華民國”：從1949年起
剛解密的海量CIA檔案為本文的討論標了一個起點，因為它們詳細記載了1949-1951年中共最高層對依靠蘇聯海空軍的全力協助、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所作的人事和軍事安排，以及毛澤東團隊精心策劃的解放臺灣方案，如何被朝鮮戰爭中斷。
從那時到如今的70余年裏，“中華民國”這個稱號對於臺灣社會而言，是一件借來的大禮服，盡管不太合身——因為臺灣原本只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小省份，卻發揮了多種象征的和實用的功能。在政治領域，“象征的”並不一定是虛假的或無足輕重的，它往往為“實用的”作了必不可少的鋪墊。
允許小小的臺灣借用“中華民國”這套大禮服，迄今一共有兩次，但出借方並非是同一家。第一次的出借方，自然是原本在中國大陸執政的國民黨。撤退到臺灣去的國民黨，1949年冬季之前雖然處於生死一線牽的關頭，卻盡量把能夠支撐中華民國這個政治象征的所有東西，都一一搬到臺灣來。披掛著“中華民國”大禮服的臺灣社會，既為此付出了沈重的代價（其中以“二二八事件”這樣的政治代價最為知名，還包括經濟的和社會的代價），也由此獲得了巨量的實惠，至今仍然沒辦法整理出一份朝野均能夠認可的完整賬單。
不過有一點卻是符合比較研究反復論證的事實：若無那件大禮服，緊接著其後的所有那些大事，幾乎都不會發生。首先是沒有1949年撤到臺灣去的120萬大陸人士，包括60萬鐵桿“國軍”，他們死了心要用生命來保衛寶島。臺灣僅靠自己，也是得不到美國那麽長期和巨額的對中華民國撥出的經濟和軍事的援助。缺少了這些，原本只有600萬人口的臺灣，絕對抵擋不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必然發起的攻擊。早早“被解放”了的臺灣（多半會在1950年代末中蘇關系破裂之前發生，因為中共必須借助於蘇聯的大力軍事協作才能橫渡臺灣海峽），其經濟和社會被翻盤改造的徹底程度，也不會小於福建和浙江。1950年代後不久的臺灣經濟起飛、順利快速邁入中高等收入的富裕水平，都不會發生。
第二次容許臺灣借用：從1990年代尾期開始
等到當年拍板讓臺灣借用中華民國名號的老一代中國國民黨領導人相繼逝去——他們是最正宗的中華民族主義分子或大中國主義者——那些早就對此不願承受的臺灣人士覺得，這件很不合身的舊大禮服應該脫下來扔掉了。從政治象征層面對這樣的換外套倡議作出細膩解釋的，以此最為激情：
“名字的存在甚至代替了存在自身。沒有名字，也就沒有存在，也無所謂指認（identification）。‘無名’因此是人類最大的恐懼。民族主義的另一個重要意義就是要給集體的存在一個名字，給部落偶像一個指認。……【臺灣】有越來越多的人因為共同生活與存在，開始同意並主張對自己應該賦予一種新的詮釋、發展出特別的稱謂、特別的標識，以有別於以往那種虛幻的存在。這種新的集體生活表征，既然是不能用以往‘中國人’與‘中華民國’的歷史來充分表達的，那麽哪一些是這個新的共同經驗的要素呢？”答案就是以臺灣為唯一標記的新國號。（張茂桂：《族群關系與國家認同》，臺北：業強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265頁）。
然而，令絕大多數人沒有意料到的是，到了這關頭，卻橫道殺出來一位攔路虎，大聲警告這些臺灣人士：絕對不許可扔掉“中華民國”這件有象征意義和實際利用價值的大禮服。筆者這裏說的當然不是指身在臺灣的國民黨人及其支持民眾，他們竭力維護“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理性和感性動機並不出我們所料。這裏的“中華民國”大禮服的意外維護者，是中共對臺工作的黨政、軍隊、情報、外交、宣傳、公安體系，一個異常龐大和強力的系統。可以說，從李登輝和陳水扁任期交接點的1990年代尾期，直至馬英九任期結束的2016年，中共對臺工作系統成了允許臺灣借用“中華民國”大禮服的中流砥柱。若無這位新的出借方運用諸般有形無形大力，僅僅靠著人在島內的那部分中國國民黨鐵桿成員，是很難在將近20年的漫長跨度裏讓臺灣社會繼續披掛這件外套的。島內要換外套的人越來越多，理由越來越層出不窮。
在有些觀察家分析家眼裏，中共不遵行簡單的政治邏輯允許臺灣借用這件越來越不合身的大禮服，實在是一廂情願，指望臺灣各界不要走上一條不歸路。然而，臺灣社會從這位新的出借方手裏接過這件大禮服，實惠也得了不少，諸如經貿利益、優待臺灣居民到大陸就業就學、外交邦國不被摘除等等。不過，中共作為新的出借方，近年來越看越盤算，越是感到得不償失：臺灣借用這件大禮服，能拿到的實惠盡量拿，能不作出的讓步盡量不作。這種不滿並非從蔡英文執政才開始，在馬英九執政的後半期就已經日積月累。蔡團隊的上臺，是把出借方的不滿從量變轉為質變。於是摘除“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外交邦國就啟動了操作，22個減為21個（彭博社:“友邦拒利誘，臺灣有隱患”，2017年1月28日）。中共對臺工作系統的決策層顯然已經跨過了一個新門檻，不讓臺灣老是借用那件大禮服又不付出高額租金。借用到期！
能做到“赤條條來去無牽掛”？
有些臺灣政界學界人士及其外國支持者一直辯解，那些邦交國除了一個以外，既非大國也非富國，多數是不斷伸手的要錢國。有它們沒它們並不影響臺灣的實際利益，因為臺灣的生存安全和經貿發展空間基本上不依賴它們。筆者很難被這種“赤條條理論”說服：倘若所有的外交邦國都被摘除了，“中華民國在臺灣”不就只剩下臺灣自己、此一國號不就被消名了嗎？而臺灣又不能成為一個僅以自己為名義的國際法體系的成員，那以後的路怎麽走呢？且不論上臺下臺的政客們，還有2300萬的普通民眾咋辦？
筆者從1980年代尾期開始到臺灣做實地調研，最初聽到的極富特色、但並不屬於臺獨立場的人辯解的絕妙比喻，是為什麽臺灣和中國大陸既不能合成一體、又不能完全分割，末了的結語是：“兩邊的關系是身體主幹和LP的關系”（LP是luan-pao睪丸的委婉詞）。講解者經常會用長達一百多年的東亞區域政經互動態勢來論證這兩邊的關系：斷然分開也有害，強制連接也有害；最合乎自然的，是保持有距離的合而不一（參閱“沈君山教授談九二共識：分而不獨”，臺灣聯合報系報道，2004年11月7日）。當年給我們這些年輕學生講解的臺灣學界政界人士，多數已經退場乃至作古，他們講的這個聽起來粗俗卻頗具啟迪意義的道理，不時返回到筆者的耳邊。未來不久的幾年到十幾年的時段裏，我們有很多機會來檢驗這個比喻是不是真靠譜。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2017年4月17日 星期一
國民黨主席洪秀柱：蔡英文政府「去中華民國化」
2017年02月26日 林思慧、周思宇／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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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紀念堂（姚志平攝） |
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說，中正紀念堂是重要觀光景點與文化資產，主要在行銷觀光與民主進步、經濟起飛過程，蔡政府「意識形態」作祟，此舉非常不妥。他表示，扁執政後期，他剛就任台北市長，當時扁因要轉移施政無能焦點，動中正紀念堂腦筋，他立刻啟動文化資產相關法令，阻止意識形態惡意作為。
「民進黨還要消費幾次紀念堂？」郝龍斌說，蔡總統才執政9個月，就搬出同一招救危，中正紀念堂是台灣幾十年發展歷史的一部分，是台北市民重要記憶與休憩場合，文化部該做的，是保存台灣每時期歷史和文化，沒權力用意識形態刻意抹殺歷史。
他說，如當年沒有故總統蔣中正率國軍保衛台灣，沒有823炮戰守護台灣，請問今天台灣飄揚的是哪國的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還是五星旗？台灣還能有今天的民主、自由和開放？說不定也不會存在民進黨。民進黨對現在問題無力解決，對未來方向茫然無知，只好不斷操弄過去、扭曲歷史，可悲！
國民黨中央委員連勝文說，這個國家有更重要事情要做，包括降低失業率、解決低薪、兩岸關係與年金改革等，執政黨此舉就是轉移執政窘狀與失敗的焦點。
此外，綠委黃偉哲認為，銅像是否移除可開放社會討論，但不見得全盤否定老蔣在台經濟及國防安全貢獻；他說，去除威權遺址不見得有時間表，但蔣的是非功過、歷史定位重評，都是轉型正義一環，台灣終究會面對，但非立即、馬上拆除銅像、撤除園區。
(中國時報)
日發表中國安保報告 寫「中華民國」遭中國抗議
2017年03月29日 黃菁菁
《產經新聞》29日報導，日本防衛省的智庫「防衛研究所」於2月發表副標題為「不斷變化的中台關係」的《中國安全保障報告2017》，因中國政府認為該報告的內容，有將台灣視為國家的記載，而曾事前透過外交管道，要求日本防衛研究所停止發表，但日本不予理會。
《中國安全保障報告2017》是從中國與台灣的關係來分析中國軍事動向的報告。日本政府相關人士透露，該報告因顧及歷史的經過和前後的文脈，而有將台灣記載為中華民國的部分，引起主張台灣為其一部分的中國之強烈反彈，中方認為此表述乃日本追認了台灣所主張的「國名」。
相關人士指出，中方在報告預定發表的2月24日之前，便透過外交管道要求停止發表。中方主張，此舉與日本外務大臣岸田文雄2月17日在德國舉行的中日外長會談上所說的不同，岸田當時表示，《日中共同聲明》中承認中國為唯一合法政府，日本的立場也一直不變。
中方雖然強烈抗議，但日本政府表示，「該報告並非政府的官方見解」，故最後仍如期發表。
(中時)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籌備組穆文斌與中華聯邦共和國籌委會曾節明會談
中華民國106年4月18日 公元2017年4月18日
穆文斌
曾節明
【中華民國新聞社（華新社）】4月16日，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籌備組發言人兼中華民國復興機構理事長穆文斌，與中華聯邦共和國籌委會曾節明先生在紐約雪城友好會談，雙方交換了各自對時局的意見，交流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和中華聯邦共和國政府籌備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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